面,更便於團結社會名流。郭沫若經常將自己寫的文章、劇本、詩歌讀給周恩來聽。他們字斟句酌,共同討論,有時候為了一句話或一句臺詞,都要切磋老半天。郭沫若的《屈原》寫成後,周恩來親自讀劇本,還幾次到劇場看排練。特別是對劇中的《雷電頌》十分讚賞,他說,屈原沒有寫過,也不可能寫得這麼好。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憤。為了提高演出質量,周恩來還將飾演屈原的演員請到紅巖村,對演員表達的情緒進行了反覆的指導。
1940年9月,國民黨免去郭沫若軍委第三廳廳長職務,周恩來聞訊找到蔣介石交涉,迫使蔣介石重新組建文化委員會,由郭沫若負責。1946年重慶校場口事件中,郭沫若被打傷,周恩來立即前往現場,痛斥暴徒,保護郭沫若離開險境。周恩來對郭沫若非常信任,經常邀請一些黨內同志或黨外朋友,在天官府郭沫若家裡舉行茶會或便餐,交流思想,聯絡感情。在郭沫若50大壽和創作25週年時,周恩來先後搞了兩次小型聚會,邀請幾位親近的朋友為郭老祝壽。
周恩來對郭沫若的評價很高,他說:“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者,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少年中國學會的小勤務:李大釗與秦德君
秦德君於1905年8月出生在四川忠州的一個破落家庭。13歲時考入成都的四川省立女子實業學校。入學的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女子實業學校的學生們積極響應,聲援北平的愛國學生,秦德君就是其中的骨幹成員。在聲援運動中成立了四川學生聯合會。她以“秦文駿”為筆名在學生聯合會主辦的報章上發表文章,批判舊禮教,呼籲男女平等,抵制日貨,還參加演劇活動,剪掉辮子,留短髮。她的這些反叛活動,遭到守舊勢力的打擊。於是她決定到重慶找“全川自治會”負責人吳玉章,想請他幫助到俄國去。
1920年初,秦德君女扮男裝來到重慶。吳玉章給她100塊大洋,推薦她到北平找李大釗,幫助她去俄國。到北平後,李大釗告訴她:前一批去蘇聯的駱賓基等人被反動軍閥扣押在哈爾濱。現在沒法出國。這樣,她便恢復女裝,在李大釗手下當勤務員,為“少年中國學會”做些事務性工作。李大釗像對待自己的女兒那樣呵護她,愛護她。
1922年的一天,李大釗等人到上海辦事,帶秦德君到上海,安置她到閘北的襪廠學習織襪技藝。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後,她到平民女校工作部當師傅,交給學員織襪技術。秦德君住在平民女校二樓的一個亭子間裡,作為地下黨的一個活動站。李大釗、陳愚生等人來上海時,經常帶著人來她住的這個亭子間開會,秦德君在樓下為他們放哨。
第二年,李大釗途經上海,到杭州西湖主持“少年中國學會”的第二次會議。他特意來看望秦德君。臨行時,秦德君到火車站為李大釗等人送行。她將李大釗等人送上車廂,像為親人送行一樣,久久不願離去。在火車開始啟動時,她還沒來得及下車,就想跳下火車。李大釗急忙拉住她,為她補了車票,帶她到了杭州。西湖會議結束後,李大釗回北平時,特意將秦德君交給鄧中夏,委託他幫助秦德君到南京讀大學。從此,秦德君再也沒有見到李大釗。直到1927年秦德君在鄭州住院時,才從報紙上得知李大釗犧牲的訊息。
。。
無權拆獄空嘆息:潘漢年與楊帆
*,原名石蘊華,於1912年生於江蘇常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教於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抗戰爆發後,他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成為南京“救國會”的成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到上海從事文化界的救亡協會工作。1939年率領上海人民慰問團到皖南慰問新四軍。隨後留在皖南,擔任項英的秘書。此後,他的工作雖有調動,但一直在根據地做保衛、聯絡和調查工作。
1942年10月開始,擔任延安整風總學委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借延安整風運動,搞了一次“搶救失足者運動”。1943年,27歲的凌子風懷著抗日救國的決心,歷經艱險來到延安。當時,每個從“國統區”來延安的青年人,都要寫份材料介紹自己是怎樣接受共產黨的影響,懷著怎樣的動機來延安的。單純的凌子風便如實彙報:在南京戲校讀書時,老師石蘊華介紹他加入南京救國會,開始受到共產黨的思想影響,傾向革命,才投奔延安來的。不料,康生卻由此產生了一個“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