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覺得，這是拜時代之賜。民國的出現，對社會來說是一次大的解放運動。因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戲園，被打破了。梅是在這麼一個氣氛中間，突然亮麗地跳脫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發行公司的老闆老跟我說，我們這兒的市場是一個“female　driven　market”（女性推動的市場），是被女性推動的市場。同理，不管這些女性來自什麼樣的家庭，青年女學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於深閨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燈火通明的劇場中間看到宛如天仙的梅蘭芳，你可以想象她們的心境是什麼樣的。所以我覺得，唐德剛教授的記載不為虛言，“雨點也似的各種財物就扔上臺去……老爺被別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國公使們坐在那兒，雖然不懂，但也回頭說一句‘王豆腐’　（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兒，為了搶他，兩個班主打起來，自己的親戚還有人受了傷。梅黨赴美之前，頭一個站出來大罵的是魯迅，梅先生沒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個“忍”字，他的真實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礎上。因為地位沒保障，梨園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擲千金，堂會賺錢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為有兩個豪客在底，一個叫張宗昌，這是山東軍閥，一個叫張作霖，是東北軍閥，兩人碼價，最高碼到一次堂會六千塊大洋，那能買十二個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開八桌，流水席，各方賓客絡繹不絕，川流不息，梅先生沒有一句話說“他們憑什麼吃我的”，沒有，他是開啟大門，接濟、賙濟他的朋友們，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說，有一次，齊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會里，誰也不認識他，但梅蘭芳過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後還寫詩讚頌梅郎，說“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滿京華之中唯有梅郎還識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個天真的藝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說，“畹華，上臺灣吧”，他沒說國民黨腐敗，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說“那座兒少吧”，他就惦記著唱戲呢，你說說，他就為這個留下了，你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個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處，兩位名角是比較決絕抗日的，一個是梅蘭芳，八年不唱蓄鬚明志，黑木大將攻陷香港之後把他請去了，他跟黑木怎麼說，“歲數大了，唱得也不好聽，我就不唱了。”還有一位，可以說是梅一生的競爭者、夥伴、尊為老師的程硯秋，盧溝橋種地一種種七年。還有一件不能解釋的事情，就是當時日本人曾經跟梅說過，你可以去中國後方，我們網開一面，你去重慶，你別在這待著，“我不去。”我不能夠把他說成他想起一個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沒那麼偉大，但是他確乎留下歷史上的謎——他沒有離開日本佔領區，但他也不唱。

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這也是我們在電影中希望表達的：他其實一直都是個凡人，他對自己是有這種要求的。所以他在名韁利鎖構成的紙枷鎖的束縛之下，一直心平氣和地面對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生問題和挑戰，與困難共處，從來沒有撕壞過這副無形的紙枷鎖，可以說是完好地把它帶到了萬花山他的墓地裡去了。

我們可以把梅作為一個普通人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中間去加以觀察，而不是對他求全責備。比如說前些日子哪個報紙上說：“梅是沒給日本人唱戲，有一天誰家請客來倆漢奸他也坐下就吃了。”那你要求他怎麼著，站起來就走？他是文天祥嗎？他不是文天祥。不能老要求他“零丁洋裡嘆零丁”，他不是這樣的人呀，他是生活在常態的一個人，這才是梅蘭芳特別寶貴的地方，他有他的弱點，有他內心的痛苦，有他的孤單，同時有他的決斷，有他的勇氣，是這麼一個人，這樣才是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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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折　運命

你的時代到了。

梅蘭芳這個人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時尚的姿態出現在大眾提供給他的舞臺上，以一種多姿多彩的方式近乎完美地演出了他的人生，然後就悄然而去。紙枷鎖沒有被撕碎。他有一切人的弱點，有一切人的情感，但有時能做到幾乎一切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挺同意《紅樓夢》裡說的，有的人是因運而生的，有的人是因劫而生。梅蘭芳的確是一個因運而生的人物。他為什麼出現在這樣一個時代？在時間上好像有一個密碼：生在清末，成於民國。他成長的時期與中華民國是同步的。要是晚十年，他不是梅蘭芳；早十年，他也成不了梅蘭芳。而且，他在他生活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