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的一場官民大學習和群眾大造反運動。朱元璋學“大誥”運動的構想正是基於明王朝建立初期**的迅速蔓延。

朱元璋採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朱元璋對貪汙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

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卻從來沒有絕跡。大的**案消失了，小的**卻仍然層出不窮。

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汙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對於官員如此閔不畏死，甘蹈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歸結於舊朝代思想的汙染。

為此，他親自作了《大誥》這一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

所謂《大誥》，簡要捷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彙編，類似現在的廉政案例彙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以大量的裡唆老生常談的說教。由於是朱元璋親筆所作，所以這本書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員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殘忍令人髮指者。

就是這樣一套雜蕪的檔案彙編，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為了徹底消滅**現象，建設一支純而又純的官員隊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於廣大人民群眾。

洪武中葉，大明帝國裡發生了一件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號召底層民眾起來，造官僚階級的反。

一開始，皇帝賦予百姓的是監督權。朱元璋告訴百姓，他們可以直接向他舉報官員們的違法行為，並且許諾，皇帝會根據普通民眾的意見來獎勵和懲罰官員。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進了一步，他令人吃驚地宣稱，在他的帝國之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衝進官府，捉拿他所不滿意的吏員！賦予卑賤的農民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式，直接糾拿官吏的權力，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這一號召再一次證明這個透過農民起義登上皇位的皇帝對農民理想的某種忠誠。對於這場全帝國範圍內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抱以極大的希望。詔書釋出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面。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面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辦法。洪武十九年，他嚴厲懲罰了鎮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們沒有按他的要求，積極捉拿貪官韋棟，而聽任他在鎮江胡作非為，直到這個貪官被皇帝親自發現。

這就是朱元璋的動員方式。在這動員加恐嚇之下，朱元璋興起的捉貪運動終於在各地興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綁捉拿官員，這有中國以來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現象終於出現了。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汙腐化。

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辦事”“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在這種恐怖氣氛中，不論大官小官，個個膽戰心驚，不知什麼時候就大禍臨頭。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原來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有的家裡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徵出仕，甚至自殘肢體。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裡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汙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蹟，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無所顧惜的。

在朱元璋的時代，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

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