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問過程中，他還回答了一個在50年代不容迴避的問題：“你在深入生活時，是如何藉助黨的政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請舉具體事實說明。”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從當時的歷史情況出發，強調了作家必須具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在今天，無論是反映一種生活或是一次運動，不借助於黨的政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細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寫抗日戰爭，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間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黨在抗日根據地的各種政策，是沒有可能反映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的。但作者必須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如果沒有體驗，只是政策和理論解決不了創作上的問題。”①作為一個從根據地走過來的共產黨員作家，這回答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他對生活體驗的強調，尤其具有普遍意義。這裡反映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原則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作家的勇氣和性格問題了。因為在50年代前期，用理論和政策圖解生活的現象已經多次地向文壇發起了衝擊，他的這一回答，無異於拿起現實主義的武器，走向了戰鬥的前沿。

以後，他不止一次地嘲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