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孫犁唯一的一次出國訪問，在國外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對他，卻等於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躍——那是50年代初期，他剛從鄉下“跳”到城市，已經感到有些不很適應，事隔不久，又“跳”到國外了。所以，對這次出國，他事先既無興趣，事後又感到非常勞累：“那種緊張，我曾比之於抗日戰爭的反‘掃蕩’。特別是一早起，團部傳出：服裝、禮節等等應注意事項。起床、盥洗、用飯，都很緊迫。我生性疏懶，動作遲緩，越緊張越慌亂。”他很佩服同團出訪的李季那樣從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馬桶的時間就把刷牙、刮臉、穿襪子、結鞋帶……這些事全辦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孫犁還不會系領帶，早早起來，正在面對鏡子為難，李季進來了，他衣冠楚楚地笑著說：“怎麼樣，我就知道你弄不好這個。”

接著，他像戰爭年代替一個新兵打被包那樣，幫孫犁繫好了領帶。

孫犁也是在這次出訪期間，才和李季相熟起來。李季不只長於詩，也長於組織工作，而且很能體察同伴的個性和心情。有時不外出參觀，他會把旅館的房門一關，向大家提議：請孫犁唱一段京戲。在團裡，似乎也只有孫犁會唱京戲，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會興奮乃至激動起來。這時，李季又喊：“不要激動，你把臉對著窗外。”

事後，這使孫犁很受感動：“他如此鄭重其事，真是欣賞我的唱腔嗎？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現在我也不敢這樣相信。他不過是看著我，終日一言不發，落落寡合，找機會叫我高興一下，大家也跟著歡笑一場而已。”①

處下不卑，登高不暈

孫犁的創作，仍然繼續遵循著他的基本上是紀實的、同時也是最富熱情和理想的路線。1954年，《文藝學習》編輯部向他提了幾個問題，現把這些問題和他的回答撮錄如下：“請回憶一下，你的創作衝動是由什麼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個人，或者由於其他？”

“創作衝動是一種要寫東西的願望。這種願望大部分是從責任感出發，就是：我是一個記者，或是一個作者，應該寫些什麼出來。在具體取材上，有時是一件事，也有時是一個人，這是很難分別的。但主要的是因為對一個人發生過情感，對他印象深刻，後來才寫出一篇文章來。”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觀察人的活動？特別注意些什麼？”

“我自己以為，我對接觸過的人物，記憶比較好，因此，在寫到這個人的時候，當時的情景總還記得。這恐怕是我對他曾有好感或是惡感的緣故。也有忘記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動。我不大習慣為了寫作，那樣隨時去‘觀察’一個人。我認為那種帶有職業性的觀察，是很不自然的。”

“當你深入群眾生活時，你是否每天記筆記？記些什麼？寫作對你怎樣利用這些筆記？用得多不多？”

“我很少記筆記，當記者時有時記一些。那是害怕弄錯了時間、地點，或人的姓名。但我認為筆記總是有用的，雖然它並不是創作必不可缺的條件。我認為鮮明的記憶最重要。因為它在創作中容易發揮，而筆記則容易凝固。”“當你經過長期生活，積累了許多印象之後，你如何概括這些印象，創造人物？是不是根據真人真事？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兒？你如何根據模特兒塑造人物？”“我還沒有學會概括和創造人物，這是很困難的。在我的作品裡，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據的。有時因為我對那一種性情的人物有偏愛，因此，在我的作品裡，也常有類似的人物出現。我以為，幼年的記憶，對作品的影響最顯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對作者的印象最深。當然，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經過作者的誇張和演染的了。

“在創作中，有些人物距離今天的時間越長，在寫作時反倒越顯得鮮明，離開很久了的地區，也是如此，記憶這個東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澱》是我在延安窯洞裡寫成的，而《山地回憶》是在天津報社機器房的小樓上寫成的。”“在你的作品中有沒有完全靠聽來的故事寫成的？”“可以說是沒有，有時也因為聽了些什麼，引起寫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還是以經歷為依據的。”“你每次寫作，感覺最困難的是在什麼地方？有無中途寫不下去的時候？後來又怎樣繼續下去的？”

“最感困難的是：想寫什麼，而對那種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寫不下去的時候。如是短篇，睡一覺，精神好些就可以繼續下去。如是長篇，那就必須轉折一下，但如沒有提綱作指標，轉折是很冒險的。因為雖然寫下去了，並不等於就是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