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楊奔先生說的第一句話是：“哦，我們神交三十六載，今日第一次見面”。

楊奔先生已經白髮蒼蒼，雖已退休，仍筆耕不綴，出版新著《外國小品精選》、《蒼南歷史人物》，發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後──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從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溫州平陽張家堡探望，然後前去蒼南看望楊奔先生。楊奔先生由於夫人故世，已從龍港鎮搬到靈溪鎮女兒家居住。這一回和楊奔先生見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驚歎的“緣分”：

我的妻子姓楊，乃溫州平陽縣張家堡人氏，而楊奔先生也出生在這個村子裡。我從妻子的祖屋後門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裡人告訴我，那裡就是楊奔先生的舊居！我的岳父楊悌，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家中藏書甚豐。楊奔先生年輕時，常到我岳父的書房裡小坐，並且向我岳父借書。我走訪村裡的楊氏宗祠，從楊氏家譜中查出，楊奔與我妻子家還是親戚呢。按照家譜排輩，我應是楊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歲的時候，這一切都無從說起！

當我見了楊奔先生，說起我們之間的這段奇特的緣份時，他哈哈大笑起來。

縣誌裡要收入我岳父的小傳，這小傳由楊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歲時發生的這段故事，不僅決定了我這一輩子將以寫作為業，而且竟為十一年後我的婚姻也帶來奇特的緣分！

寫詩“發燒友”（1）

猛然，聽見一聲“嗚”的尖叫，一個黑色的龐然大物喘著粗氣，呼哧呼哧地駛過來。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過去，瞠目注視著那蒸汽機車……

那是在1957年，十七歲的我，頭一回離開溫暖的家，溫暖的故鄉──溫州，坐長途汽車來到金華，從金華轉火車前往北京。那時候的長途汽車不是用汽油，而是燒木炭的。汽車揹著一個煤氣發生爐，爐子裡燒著木炭。一邊是清清的甌江，一邊是陡峭的山崖，長途汽車在崎嶇的黃泥公路上艱難前進。

我從未見過火車，一到金華，頭一回見到那呼嘯而來的火車，一時間興奮無比。

就這樣，在無限興奮之中，我在金華乘火車，遠涉千里，來到了首都北京，來到了北京大學。

興奮很快就過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連那飯菜也是陌生的……特別是一進校門，便上“階級鬥爭第一課”──投入“反右派運動”。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的我，從未見過批鬥會，從未見過大字報，從未領略過那政治暴風雨。我日夜思念著海濱那座溫暖的小城，思念著那個溫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學之後，我收到父親寫給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儲存著這封信。信封上寫著：

北京市

北京大學第三十齋第三一二室

戈悟覺同學轉

葉永烈同學親啟

浙江省溫州市鐵井欄第八號葉志超寄

1957，9，20發

父親寫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寫得清清楚楚，連發信的日期也寫上。當時，我剛到北京大學，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覺那裡轉的。

父親在信中寫道：

“烈兒：自你離溫後，你在金華、在上海、在濟南寄來的明信片均已收閱。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寫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並安抵北京，業已晉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親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後寫信封，必須將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詳詳細細寫出，切勿如這次信封僅有‘北京大學十一齋葉寄’，今後必須寫‘北京市OOO北京大學OO齋OO室葉永烈’，這樣寫郵局揀信快萬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從那以後，我寫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詳詳細細寫出”。寫信時，在信末也養成署年、月、日的習慣——後來，我才明白寫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過了好多年之後，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

離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學業很忙，從早到晚，時間表上塞得滿滿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學們一個個走了。宿舍裡變得空蕩蕩的。只有我留下來了，留在那空無一人的宿舍。因為我的家遠離北京，由於父兄蒙冤，原本很寬裕的家庭經濟變得異常拮据，我靠著助學金能夠念大學已經很不錯了，而回家簡直是幻想和奢望──雖說學生那時只用買半票，可是我連半票都買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