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詳細瞭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當年傅雷家的戶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的人。他的回憶，澄清了一些關於傅雷之死的誤傳。

以下是根據他的談話錄音整理出來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點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報告，就趕去了。

當時，傅雷臥室的房門關著，但是沒有反鎖。我使勁兒一推門，看見傅雷夫婦吊死在臥室的落地鋼窗上（注：臥室外為陽臺，他們住在底樓）。鋼窗關著。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傅雷先生在右邊，傅雷夫人在左邊。

我推門時勁兒太大，一股風衝進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繩子就斷了。他掉了下來，正好落在旁邊的藤躺椅上。

我趕緊把門關上，打電話給長寧分局，治保科的經志明等來了，我們一起進入現場。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後來進入現場的人，都說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實不是那樣，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們上吊用的繩子，是浦東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單，撕成長條，打個結。你看，死亡檔案上有當時拍的照片。這土布上有藍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個斷了的布條，就是傅雷先生的。

當時，地上鋪著被子。被子上是兩張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來，放在棉被上（注：這點與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據左安民說，保姆當時神情非常緊張，不敢正眼看，可能記錯）。

長寧分局治保科經志明和長寧區法院有關人員，一致認為傅雷夫婦是自殺。

當時，除了把吊的布條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現場沒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時候，穿的是汗衫，短褲，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屍體曾用車送到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檢驗，法醫是蔣培祖。他們根據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斷定為自縊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屍斑，說明死亡已有好幾個小時。

區法院來了十多個人。我當時跟他們一起，在傅雷家清點財產。我記得，花了兩天兩夜。

當時曾發電報給傅雷在北京的一個兒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電說，後事託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處理。

傅雷死的時候，留下遺書和好幾個信封。信封裡裝著東西，上面寫著給誰。我沒有動過。後來，舅舅來了，他跟法院一起處理的。舅舅是老幹部，那時候靠邊了。

我聽保姆說，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沒見傅雷夫婦起床，就在門外邊喊傅先生。裡面沒有答應。她這才推門，一看，嚇壞了，趕緊把門關上。她當時沒有走進去看。一方面她有點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規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隨便進他的臥室的。

長期積累的檔案庫（3）

我進去的時候，記得有一盞很暗的燈還點在那裡。那時候，傅雷夫人掛在那裡，這是很清楚的。是我親手把她放下來的。

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當時，考慮到傅雷是社會上很有影響的作家，所以特地請市檢察院的法醫來驗屍。不是重要的案件，市裡的法醫是不來的。

應當說，左安民的這些回憶，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他的回憶，糾正了保姆當時在神經過分緊張情況下所造成的錯覺。

又據保姆回憶，1966年9月3日下午四點多，一輛收屍車駛入上海江蘇路，停在一幢貼滿大字報的花園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員的監視下，傅雷夫婦穿著睡衣、光著腳，被抬上了車，說是送往萬國殯儀館。保姆把傅雷夫婦前幾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錢買了兩雙黑色的軟底鞋，於翌日趕往殯儀館，給傅雷夫婦穿上……

其實，傅雷夫婦的遺體並沒有直接送往萬國殯儀館，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據上海公安部門告訴我，傅雷因屬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殺身亡後，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屍檢——這事，當時連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說屍體送火葬場，而實際上是送往公安局法醫處……

查閱檔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誤。

起初，傅雷的親屬不相信傅雷自縊——因為他們一直是聽保姆說是服毒而死。經我說明了檔案所載的事實，出示死亡檔案影印件，他們信服了。

根據檔案以及戶籍警的回憶，我在報告文學《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殺的真實情況：

經過多方查詢，1985年7月，我終於在上海公安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這份案卷。

牛皮紙的封面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