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讀書、寫書的地方，由於我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創作，積累了大批檔案和資料，成了一個規模不小、藏品豐富的“私家檔案館”。

我的“私家檔案館”，引起了上海檔案館的注意，幾度派人前來參觀，並商談能否捐贈部分藏品。2005年12月1日，我應邀在上海中山東二路9號上海市檔案館外灘新館10樓報告廳，作講座《紀實文學創作與檔案》。這一講座，被列為上海“東方講壇”專題講座之一。

我的“私家檔案館”甚至還引起國家檔案局主辦《中國檔案》月刊的興趣。這家雜誌的主編和記者一起訪問我的書房，寫了報道《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

一段眾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為一份檔案的披露而改寫了；一些較為敏感的政界人物檔案在“鐵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尋覓到了；一個收藏量大、品種多、擁有專業裝具和全套資訊化裝備的“家庭檔案館”靜悄悄地形成了。

這些事情有，但不經常發生。如果，這些事情都彙集在同一個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檔案”有關，就有些令人稱奇了。這個人就是葉永烈――一個人們似乎已經很熟悉的作家。

這篇《作家葉永烈的“檔案情結”》報道稱我的“私家檔案館”裡“館藏豐富”：

用“館藏豐富”來描述葉永烈書房裡的一切絲毫不為過。諸如創作手稿、書信和諸如成績單之類紙質材料，應屬檔案“原生態”一類的。照片和採訪錄音帶，自然是令專業檔案工作者羨慕不已的聲像檔案。而各種類別的專題圖書，則是利用率極高、資訊量最密集的資料了。

……

毋庸置疑，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檔案館，館長姓葉。

《中國檔案》月刊的報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檔案館”的部分藏品：

在作家眼裡，檔案除了可以印證歷史外，還有其他價值嗎？“檔案也可以提供最真實的材料”，葉永烈這樣回答。

他表示，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創作中對材料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即使對於純文學創作，檔案材料也是有作用的。任何作品都要有一定的社會場景和人物，檔案提供了最真實的材料。但問題是，檔案的真實性是需要有當事人印證的，而幾十年後，一些當事人將不存在了。因此，檔案的及時開放就變得很重要了。

現在的檔案利用存在哪些問題呢？作家葉永烈沒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緒卻很樂意地流向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是一個大量檔案還散存、散失在眾多基層單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檔案工作現狀卻戲劇性地成就了作家葉永烈利用檔案的“黃金時代”。

正是在一家棉紡織廠的人事檔案中，葉永烈發現了“四清”時期王秀珍的自傳，但他還來不及驚喜。那時，檔案雖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觸，可是廠方不讓拍照，更不讓影印，但這樣的利用規定沒有難倒作家。葉永烈取出一臺袖珍錄音機，一邊讀檔案一邊錄音，晚上回家後再根據錄音整理。很快，他發覺這絕對不是一種省力的好辦法。辦法還有一個：抄！自此，他經常早上六點就離開位於西區的家，前往東北角上的紡織廠抄檔案。

在位於外灘的一家市級機關裡，葉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記，它的來歷還頗有些傳奇。原來王洪文進京後，他原來在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暢想”當年如何跟著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騰出一本“革命大事記”來。這份檔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們的階級烙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把紙張捲曲塞在一根鐵管中，這根鐵管在兩頭被焊死後就被藏進了牆壁裡，秘不示人。如今，這份大事記就擺在作家的眼前。葉永烈二話不說，抄，還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寫勁頭感動了檔案工作人員，他們破例允許他拍照。葉永烈手裡攥著膠捲，想想這可不是一般的膠捲啊！為安全保險起見，他自己做起沖洗的活來。就在那段時間裡，葉永烈就這樣自己抄，自己拍，自己沖洗。不少珍貴檔案資料就這樣日積月累地收集起來。

“其實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並一定在檔案館”，葉永烈不無得意地說道，隨即他信手拈來幾例，推介他的館藏珍品。

胡喬木在*時期的“起居錄”。其中記錄了當時胡喬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動、來電等情況，細節之具體令人稱奇。沒人會想到這是出自於胡喬木警衛人員之手，更沒人會想到這些質樸的文字是警衛人員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記錄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因為有一回周恩來總理要找胡喬木，卻不知道被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