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醫之後，每月領生活費一百元。據筆者對吳法憲、李作鵬等情況的瞭解，他們當時與陳伯達一樣，也是每月領生活費一百元。陳伯達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其中三分之一用於購書。這三十多元購書費對於陳伯達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除了自己購書外，他不得不託老朋友向有關部門借來一部分書。

從1983年2月起，陳伯達的生活費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這時，陳伯達購書的費用才稍稍寬裕一些。吳法憲、李作鵬等，當時的生活費，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陳伯達很想有關部門能夠發還他的眾多的藏書。但是，有關部門遲遲未能發還。正因為這樣，我發覺，在陳伯達的書櫥裡放著的書，很多是這幾年出版的新書。

他的閱讀興趣廣泛，偏重於讀那些學術性強的著作。我隨手記下他的書櫥裡的書：*著《資本論》精裝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魯迅雜文選》，《毛澤東選集》，曹聚仁著《我與我的世界》，《譚嗣同文選注》，《〈紅樓夢〉詩詞註釋》，《史記》……一本開啟那裡、看了一半的書是《聖經故事》。

陳曉農告訴筆者，父親陳伯達在晚年喜歡文學名著，曾要他特地去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作品。

陳伯達當時已經84歲。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頭戴著藏青呢幹部帽子，儘管他並非禿子。他的衣服也總是比我多穿一倍，穿著鐵灰色中山裝，藍色鴨絨褲。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長，視力、聽力都還不錯。他坐在沙發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來採訪，也看過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況。

我坐在另一張沙發上，隔著茶几跟他相對而談。我說：“陳老，我早在1958年就見過你！”

“哦，1958年，在什麼地方？”陳伯達用一口濃重的閩南話說道。幸虧，我能聽懂他的話。

《陳伯達傳》背後的故事（4）

“在北京大學。”我答道。

於是，說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60週年校慶，陳伯達來到北京大學大膳廳，向全校師生作報告。當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坐在臺下聽他的長篇報告。

“當時，你帶來了一個‘翻譯’，把你的閩南話譯成普通話。我平生還是頭一回遇上中國人給中國人作報告，要帶‘翻譯’！”我說及當年的印象。

陳伯達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原本是尷尬的採訪，一下子氣氛變得輕鬆起來。

我開始向他說明來意。其實，他事先也知道我的來意。這位“大秀才”此時引經據典起來，說：“列寧不相信*……”

我當即答道：“我不是為你寫*，我是希望你能夠答覆我的一些問題。我研究過你的著作，也查閱過你的專案材料，有些問題不清楚。你是歷史的當事人。你慢慢地，願意說多少，就說多少；願意談什麼，就談什麼。我信，你對我的談話是會很有價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覆。他開始反過來問我一個問題。他問我，有沒有看過他關於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當即回答，看過，那是你到延安以後寫的。主席（我知道他習慣於稱毛澤東為主席）讀後，還為你的文章寫了三封信，其中的兩封是由張聞天轉的。

他一聽，顯得滿意，知道我剛才所說研究過他的著作，並非隨便說說。

我也就趁機問他，你是怎麼會成為主席秘書的？

這一提問，是我事先想好——從採訪的技巧而言，這叫“切入點”。切入點的選擇，必須非常恰當。我選擇了一個他最樂於回答又最能回答的問題作為切入點。倘若問他“怎麼與*勾結”之類問題，那麼非砸鍋不可。

果真，他非常樂於回答這個問題，說起了是怎樣進延安，怎樣第一次見到主席，怎樣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怎樣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樣在那天留他吃飯……

我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在接受我的採訪。他所說的情況，是任何有關的檔案或文章中所沒有過的，是很重要的回憶。我趕緊拿出了筆記本，然後拿出錄音機，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見錄音機，有點緊張起來，說：“我們隨便聊聊可以，不要錄音。”

我只得從命。我明白，這時候不可強求……儘管錄音對於採訪以及儲存資料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繼續跟我“隨便聊聊”。我請他談他的筆名“伯達”的來歷，談他的筆名“周金”、“梅莊”、“史達”等的來歷。他都很樂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這些問題，顯然我對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