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後是非。”（易中天語）

熙寧九年，三十三歲的王雱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喪失獨子，悲痛難抑；再加上變法派內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舉步維艱，使他心力交瘁，對改革前景極度灰心、絕望。他很堅決地辭去相位，到江寧隱居，並築了座“半山園”，自號“半山老人”。以後，他騎著一驢，出入寺廟，吟詩唸佛，結交高僧，清心寡慾，儼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間，他逐漸放鬆心情，慢慢從喪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脫出來，還做了數首小詞。這些小詞，筆調恬淡自然，均敘寫閒適生活、村野情趣與故作放達的情懷。

如《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

門前白道水縈迴。

愛閒能有幾人來。

小院迴廊春寂寂，

山桃溪杏兩三栽。

為誰零落為誰開。”

《菩薩蠻》：

“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裡。

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

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這兩首描繪春景的詞，語言清新，指事類情，幾近白描，貼切自然，有“小院迴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新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兩三栽”、“花是去年紅”的明麗色彩，也有“黃鸝三兩聲”的聲響，“愛閒能有幾人來”的“閒”字，從分體現他的淡泊寧靜情懷。

脫下冠帶蟒服的王安石，從重樓飛簷、雕欄畫棟的相府走出，居住在臨水的“數間茅屋”裡，毫無“退休後的失落感”，反倒是身著“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楊、黃鸝、新月的鄉村美景了，重新獲得了心靈的寧靜。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當他過著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時，經歷了“烏臺詩案”、貶謫黃州後的政敵蘇軾，這次前往汝州，路過金陵，特地前來拜訪他。

這不免令王安石又驚又喜。一大早，他就騎著野驢，等在了岸邊。蘇軾望見他的影子，連帽子都沒戴，就趕緊從船裡，奔出來迎接他，並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禮了，竟敢一身便服來參見大丞相。”

王安石朗聲大笑，挽住東坡的手臂，道：“子瞻，禮儀是為我們這種人而設定的嗎？”

從某種意義上看，除了個性、政見的不同，蘇軾幾乎就是王安石的一個“翻版”：皆才華出眾、年少得志、正直熱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詩文史哲佛道儒，學識魄力是時代的頂峰；地方政績突出，中央仕途幾起幾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對自身遭遇看開了；蘇軾較之王安石小15歲，考取進士、去世也整整晚15年！

人說“天妒英才”，我看確實如此：老天爺看見十一世紀的中國誕生了那麼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寬廣、絲毫不嫉妒，難哪！尤其對王安石與蘇軾，不讓這兩個天才折騰一番，鬧點矛盾、生些風雨、來點“激情碰撞”，老天爺如何甘心？

這次見面，王安石與蘇軾惺惺相惜，徹底化解了彼此之間的恩恩怨怨。兩人同遊鐘山，“盡論古昔文字，閒即俱味禪悅”，相得甚歡。後人的筆記中，留下了他們互相佩服、切磋詩文的諸多記錄。二十多天後，蘇軾將要離開，王安石竟十分不捨，甚至勸他買田地定居下來，好做個鄰居。

蘇軾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慚愧、有些遺憾，寫詩說：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目送他離去，嘆息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風流人物！”欣賞之情，溢於言表。

兩年後，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聽說司馬光進入朝廷，頓生不祥；惆悵不已：“司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馬光執政以後，連廢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當他聽說連“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終於抑不住錯愕、悲憤，道：“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同一年，司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馬光去世之後，原先的“新舊之法”的爭論，已經完全變了樣，徹頭徹尾地演變成官場上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到宋徽宗時期，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閃亮登臺，利用王安石的聲望，打著光復“熙寧變法”的旗號，將反對自己的人“統統收拾掉”，再將“新法”變成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