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執拗、倔強的“牛人”了，卻拿王安石一點沒有辦法，大概只能在心裡苦笑：“安石小子，你厲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買皇帝的帳罷？”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沒有看到，王安石倔強起來，有時連皇帝的帳也不買！

王安石在擔任糾察汗京刑獄時，開封發生了一樁轟動的“鵪鶉殺人案”。一個少年養了一隻勇猛善斗的鵪鶉，十分討人喜愛；一個朋友向他討要，少年不肯給。那朋友卻趁其不備，抓了鵪鶉就跑。少年勃然大怒，舉搶追趕，竟然將朋友打死。王安石聽說開封府判了少年“死刑”時，自認為是錯判：“根據律法，搶奪、偷竊他人財物均屬‘盜取’。死者‘盜取’少年的財務，少年追搶，乃屬‘捕盜自衛’；雖將人過失打死，也不應抵命論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審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審判後，認為開封府“量刑得當”，再上報到皇帝趙禎那裡，要追究王安石“錯誤的法制觀念”。趙禎一向喜歡事息寧人，下詔支援大理寺的審判結果，也下詔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臺給王安石宣佈聖旨時，王安石根本不認錯，反而十分憤怒、強硬，道：“我沒有錯！”這幫人見他對皇帝的“寬赦”沒有感激流涕，以示“皇恩浩蕩”之類，馬上又“打小報告”，要求“嚴厲處理王安石”。趙禎嫌煩，擺一擺手：“這事過去了，不要再提啦！”

這件“鵪鶉殺人”案，到底該不該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爭議的，如同“王安石變法”一樣。

王安石和“王安石變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學者相當大的興趣，大多數人執稱讚態度。如梁啟超撰《王荊公》，認為他是“理想的立憲派”，“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著名學者黃仁宇說，王安石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列寧贊王安石為“十一世紀中國的改革家”。還有人說，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農業銀行”。

從歷史上看，“王安石變法”是“慶曆新政”的延續，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諸多內容，是北宋以來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極為宏偉的改革嘗試。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極大影響。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32歲，父親王益與范仲淹是同一年的進士，但王益職位低，人微言輕，故與范仲淹沒有過多交往。王安石中舉之際，恰好范仲淹的聲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對老範是仰慕之至。慶曆八年，王安石任勤縣縣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門拜訪范仲淹，還寫了《上範資政先狀》、《上杭州範資政啟》和《謝範資政啟》，來紀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等語，表達瞻慕之情，讚揚“偶像”的德高風采，對“偶像”的接見表示了感謝。而范仲淹也很欣賞年輕有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讚賞他，《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條說，范仲淹知青州，路過穎州，特向朝廷推薦呂公著、王安石和司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淚飛頓作傾盆雨。悲痛之後，他寫了《祭範穎州仲淹文》，“遂參宰相，厘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高度稱讚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為改革半途而廢表示無限惋惜。我估計，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時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矯世變俗之志”，並在暗中發誓：“如我為相，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也一定要，――‘將改革進行到底’！”

熙寧二年（1069年），受神宗皇帝趙頊信任，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他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積極推行“熙寧變法”。為了改革成功，王安石不惜與絕大數親朋好友斷交，如好友司馬光、曾布、歐陽修等、弟弟王安國等。可是，“熙寧變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硬反對，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數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盤剝逐利行為，導致改革的徹底失敗，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鍋，被辱罵了近千年。當然，改革的失敗，王安石的過於自信執拗、欠缺大度圓通的個性缺陷，也要負一些責任。

我有時想：“范仲淹的名聲之所以遠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未能完成的緣故罷？”歷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趙武靈王、張居正、光緒等，幾人有好名聲、好結局？“改革確實是要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