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現在大家一對比就說日本那般好，前清這般差，這無非是官場的**延續到商場而已，環境如此，加上管理不當，最重要的是總辦那些人中飽私囊，以搞垮公司為目的，這就是金山也得被他們給拆了。”

“就像那漢陽鐵廠上市一般？”章士釗越聽越有趣，忽然插言道。

“漢陽鐵廠其實也不是盛宣懷搞垮的，輪船電報兩局不在手。沒有現金流，要收拾張之洞留下的爛攤子。只能另外再找資金，如果不上市。那很有可能就只能問日本人貸款了。”楊銳糾正道，“把漢陽弄成這樣的還是因為張之洞選址錯誤，規模也建的太大，使得鐵廠一直資金不足，成本高昂，無法盈利。

我要說的不是張之洞，我要說的是現在那些實業公司，如果真要讓他們做大，那總要一天。他們會和政府官僚勾結，說什麼國有公司**嚴重啊、任人唯親啊、形式主義啊。這些情況不說以後，現在都有，可他們鼓吹這個其實還是想讓政府把這些國有公司低價賤賣給他們。這麼一來，那又是一大幫日本財閥再現，不斷干涉國家政策。一件政策執行下去不可能大家都能得益，比如對俄戰爭，那些茶商就損失慘重，茶農也損失慘重。但政府不可能因為茶葉而變更即有政策，總是要有人犧牲的。

盲目的振興實業，會弄出一大堆干涉政府的財閥外，再就是大部分的工廠都會聚集於沿海城市。特別是滬上。這從軍事上來說是極其危險的，現在武昌、漢口還有漢陽合併為武漢，最終成為直轄市。就是考慮到軍事戰略的安全。

除了軍事，再有就是物流成本。以馬鞍山鐵廠為例，他的鋼鐵原本沒人上門求購。客戶都跑到滬上去了，那裡才是鋼鐵大市場，結果便是四川的客戶買鋼鐵過馬鞍山鐵廠不入，在滬上買了鋼鐵後再把從馬鞍山拉到滬上的鋼沿著長江拉回四川。其他不說，運費、裝卸費就每噸最少就多了一兩五錢。

一味的振興實業，只會形成財閥干政，而財閥干政又會造成極為嚴重貧富不均，這就會使國家不穩定；而全國產業佈局不平衡，則會使東部的人越來越富，西部的人越來越窮，弄得最後，又會有李自成高迎祥之類的人揭竿而起。明末的時候不就是這樣麼，東林黨那些道德君子一上臺就要崇禎皇帝免除江南一帶的商稅，讓陝西邊軍餓著肚子……”

“竟成兄，我記得以前你有一次講話是說，‘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我們要先選擇效率……’”宋教仁打斷道：“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此。現在歐戰大戰正熾，可洋人最終還是要回來的，不盡快發展實業，那等洋人東顧，洋貨重來，那可就……”

宋教仁居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楊銳苦笑道：“我之前是說過這話的，但那個時候所考慮的工業化路徑和現在不同。以我看，真要振興實業，有三條路徑，以前我認為我們可以走第二條，但後來發現不行，只得改到第三條。”

“請竟成兄細說。”宋教仁道，他也想過振興實業的辦法，但分不出路徑。

“先說第二條吧，其實也就是日本現在所走的這條路，我稱之為外貿模式。”楊銳道：“日本人能發家，靠的是什麼，最開始是生絲，而後呢，甲午年搶了我們兩億三千萬兩，再在日俄的時候借款籌款十多億兩，這工業才有現在之規模。

他的做法，無非是先把土地從各地領主手裡買下來，再均分給農民。然後呢，高徵稅，高盤剝，收來的錢拿去貸給財閥們買機器建工廠，這些工廠不是為了日本人自己建的，而是給外國人建的，他的生絲是出口的，他的棉紗也是出口的。他有兩個大市場，一是美國，再是中國。對美國，打不過，所以就賣美國沒有的生絲；對中國，打得過，所以賣的是我們自己也有的棉紗。

生絲棉紗越賣越多，日本就越來越富，工廠規模就越來越大，可這麼做是有代價的，第一就是要使勁盤剝農民，不把他們弄成一無所有絕不罷休。只有這樣，才有錢拿去貸給財閥建工廠，也只有這樣，工廠裡的工人工資才會越來越低；

這樣做的第二個代價，那就是打不起戰，為何日本人這麼快就和談了，就是兩國一開戰，工廠就停轉，工人全部失業，打勝了還有賠款，可打敗了那就要全國大亂。我們現在願意開放市場，願意保證其在東北的利益，那臺灣丟了也就丟了，相比而言。還是東北和整個中國的市場和原料更重要；

再有就是抗不了風險，這和戰爭是同理。假使哪一天美國經濟疲軟，你說這生絲賣給誰？這就不是工廠停轉、工人失業的問題。而是農民徹底破產的問題，生絲的關鍵在桑樹，桑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