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禮如儀。蔣經國這一種少年氣盛的態度，簡直目中無人，和當年袁世凱大兒子袁克定的驕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據說當年袁克定去某地閱兵時，閱兵典禮處只派一名軍官來迎接，袁克定以為大不恭，即掉頭而返，連閱兵典禮也不參加了。

蔣經國這一天氣得我發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後倒床即睡，連午飯也未吃。我們報告書上，明明說是香港各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見，我為使者應照實報告，總不能‘報喜不報憂’吧？”＇6＇

大陸之敗，蔣先生認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復政工在軍隊中的地位，被認為是對抗敵人的一道靈符，所以，誰反對黨進入軍隊，誰就是“反動的子”、“中共同路人”，這原是最簡單的兩分法，是國民黨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對軍隊黨化，反對青年救國團，反對特務統治，嚴格地說，基於良知信念的成分，遠超過個人的好惡，《自由中國》的宗旨第一條，就說得明明白白：“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四條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7＇

不過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他們雖同意《自由中國》這些宗旨，作為櫥飾，作為光耀奪目的霓虹燈，而不願意表裡一致。因為“臺灣現政權的本質，只是中國大陸舊政權的延續。”＇8＇舵手的人格和國民黨的性格，受環境改變的驅策，有所修改調整，其態度和政治傾向，依然故我。

過完短暫的蜜月期，《自由中國》變成當權派的眼中釘，為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緝向蔣先生哭訴，指責該文“破壞了臺灣的金融管制。”遭彭的特務報復不算，險些捉進宮裡。

在《祝壽專號》以前，經國按兵不動。合理的研判，雷震雖然討厭，不合當局的口味，揭發李基光等敲詐勒索，畢竟無傷大雅，箭頭射到蔣先生頭上，近乎膽大包天。於是，以周國光名義（臺灣的梁效），發出特字第九十九號的“特種指示”，實施反擊行動。

《祝壽專號》，本響應蔣的號召，“婉謝祝壽，以六事諮詢於國人，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眾議。”《自由中國》在歌頌之餘，說幾句真話，並無損於蔣的威望和權力。胡適那篇《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奉勸他老人家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更談不上對蔣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經國慌了，蔣先生既是神，神怎麼會能受凡人批評呢？

蓋著極機密印記的特種指示，共列九條，大意是：

（1）《自由中國》企圖不良，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有不當的政治野心。

（2）明確它是思想上的敵人。

（3）《自由中國》的言論，與吳國禎的“濫調”，如出一轍，是中共的“統戰陰謀”。

（4）記住大陸失敗的歷史教訓，對於“敵人的思想，思想的敵人”，勢不兩立。

（5）要求黨內和軍中刊物，針鋒相對，予以駁斥批判。

（6）動員力量，策動反擊，以口頭宣傳，耳語運動，讀者投書等方式，使“人們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極惡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們的濫調，進而反對他們的濫調。”

（7）暫時不攻擊刊物及個人，只攻擊“毒素思想”。＇9＇

一九五七年一月，長達六十一頁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在軍中發行。

細讀全文，除了被國民黨奉為暮鼓晨鐘的陳腔濫調，了無新意。其觀點的幼稚，邏輯引證的牽強，一眼可以認定，是王升之流的手筆。何以國民黨人如此驚惶失措？其道理相當明顯。《自由中國》的言論，象把利刃，直穿心臟。經國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雙重角色，“英明領袖”、“人類救星”的神化形象，豈容雷震等人任意破壞。在經國看來，這是“勤王”“衛道”之戰，“對敵人的寬恕，就是對自己的殘忍。”

文章霸氣十足，強調國共鬥爭是“思想對思想的戰爭”，但又把人的大腦禁錮為一種固定的程式，信共產主義當然不許．個人自由民主不許，違背領袖的意旨

不許，也就是說，任何人的思維活動，僅限於欽定的範圍。

官方定下十項準則，＇10＇細看內容，拉雜零亂，大都是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十條框框。實行起來，除了忠貞的黨員，任何人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