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就能騰出兵力從漢中進入四川、雲貴，將騎兵派去陝甘寧，保留一部分軍力在內外蒙，防止外立。”

說到這裡，他又補充道：“你們都覺得我是沙俄支援的，這大概是反我的一個主要原因，實際上，我們東北軍對沙俄的防備心理是極強的，現在，俄國已經在暗中支援外立，我前幾天剛和俄國陸軍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須派兵深入大漠。假如這個時候，同盟會繼續在南方和我搞破壞，那我很可能前功盡棄，而外蒙也將獨立，國內又是一片混亂。所以，同盟會真的不能再折騰，為了奪取政權而不惜充當攪屎棍的作用，以前是為了中國富強而努力，現在繼續折騰，那就是純屬為了奪權而搞破壞了。”

宋教仁點頭承認，道：“您說的極是，我現在也是深有同感。同盟會內部會黨力量和地方勢力極大，特別是近期擴會之後，成員複雜。此時此刻，我們已經不能任由野心家為了自己的目標而破壞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故此，我才請求和您見面，共商國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誰。

宋教仁和之間的矛盾實際在成立同盟會之後就已經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間的兩次倒孫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參與者之一，他曾經在同盟會內部說過，“像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到目的，那是怎樣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評孫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點，而孫先生之缺點確實是過於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標，而無視現實的殘酷，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各種複雜局面和威脅。

理想是好事，理想過於拔高就是壞事。

宋彪沒有去評說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議道：“儘快建立政黨，倡議新的現代政黨體制，以黨制代替個人，以黨章和黨的集體政治理念去公開的推動中國發展。我們要推行光復革命，你們要推行共和革命，這顯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們推行民主革命，我覺得這就是不矛盾。當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民主如何落實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貫覺得一個省數千萬人口，只有幾千人投票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四萬萬國民至少有1/4參與投票，這才能勉強算是真正的民主。所謂民主，我以為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所以，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找到一個合適合理之對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去教育民眾，參與民主決策，參與國家的治理，將選舉人票逐步的擴大，從每個省的一萬人，擴大到幾萬人，再擴大到幾百萬人，最後是全省的所有人。”

聽了這番話，宋教仁忍不住的贊同道：“您這樣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為此而困擾，即便是在日本，我們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開啟了民主的第一步。如果有您這樣的皇帝在背後作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國的前進已經是不可阻擋之勢。”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說廢話，多做實事吧。我們總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中國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何況我們的積弊如此之多，歷史欠賬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對於宋彪所說的這一點，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認。

宋彪想到了孫逸仙所設計的一條道路，即“軍政、訓政、憲政”之路，這個設計似乎是好的，關鍵是人治本身的多種複雜性，而軍政之路恰恰是地方軍閥割據的源頭問題之一。（歡迎您來您的支援，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第178章　整編師

“宋震旦”和“宋教仁”的見面在歷史上可以稱之為“雙宋會”，此次會晤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至少是結束了帝國派和共和派之間的軍事對抗。

宋教仁在通州的中華革命軍總部滯留了三天，和宋彪進行了多次探討，就帝國第一臨時憲法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達成了一致。

第一、以確保國家領土完整和統一為基礎原則，各省必須以第一憲法為基礎建立地方政府，在較長的時間內不直選省長，暫時只在部分省份推行省議會公選，各省省長採取委派制度。

第二、帝隊和政府效忠於皇帝，軍隊不得干政，政府以內閣責任制為基礎原則，必須在皇帝批准之下，內閣政府才有合法性，而皇帝有權撤職總理，並要求國會重新推選新的人選擔任總理，總理任職一律不得超過三屆，原則上，總理任職期滿後不得再繼續從事公職。

第三，國家設立中央帝國國防軍和武裝警衛隊、海洋警衛隊三種武裝，三種武裝統一效忠皇帝，在皇帝授權之下，內閣總理、武警總局、海警總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