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向我合攏的眼皮，全部一擁而上。這是誰？這是我。爛醉如泥，躺在一位黑髮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開裂的傷口。她一絲不掛，我們在她的床上打滾。誰……誰……噢，傑茜，那個妓女！現在成了綠色，各種各樣的綠。兩個傢伙痛打我，一人抓著我，另一個人揮拳擊打我的下體，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熱拉，請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熱拉，那是那個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裡面，像沉陷在海綿裡。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覺。我還有三十二分鐘可活。

我又清醒過來，突然置身於一座花的海洋裡。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紅色、紫羅蘭色和橙色的花蕾，藍色、白色、紅色和紫色的矮牽牛，紅色的唐菖蒲，法蘭西菊，白的和黃的……這是昂熱拉的花海，她的屋頂花園。各種顏色的小玫瑰……它們名叫“驚玫”。還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熱拉廚房裡的凳子。她煮飯，我坐在凳子上，望著她。我們倆都一絲不掛，因為天熱，熱極了，我感到我的額頭在冒汗。我額上的毛巾，汗沒了。旋翼轟鳴。現在全是黃｜色，黃燦燦的。“什麼都在漲價。錢怎麼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藥店裡的老嫗。“但總得有個人理解它！”對，這話也對。數百萬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數人知情。臉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約翰·基爾伍德。打高爾夫球的馬爾科姆·託威爾在玫瑰紅色的陀螺裡迅速旋轉。面無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輪盤賭檯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爾德·赫爾曼坐在一張洛可可大床上，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這不幸怎麼會發生的，先生？為什麼？啊哈，不幸來得不似雨，而是那些從中謀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萊希特寫的。共產黨。全是維利·勃蘭特的責任。他也是個共產黨。所有的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是共產黨。《明鏡報》是一家共產黨的報紙！您也是共產黨嗎，盧卡斯先生？許多聲音交雜，像顏色一樣。現在一切都在旋轉，越來越快，越來越快，那些聲音，那些形象。我們的飯館——“黃金時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陳舊。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進一隻敞開的圓爐子裡。他的圍裙是紅的，他的襯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萊夫和阿爾佩爾斯珠寶店的分店。讓·凱馬爾和他的妻子。她衝我們微笑，昂熱拉和我。有什麼在閃光。那隻結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閃亮起來。我跟昂熱拉在她的住房的平臺上，在戛納上方。艾斯特萊爾山腳下的城市、船隻和街道的數千燈光。數不勝數的燈，紅的、白的和藍的。我們Zuo愛，昂熱拉和我。我們是一體，我們感覺到我們倆還從沒感覺過的東西。誰在那兒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黃｜色。博卡的拉齊亞。一支衝鋒槍在猛掃。又是藍色。“莊嚴”酒店平臺上“我們”的角落。現在我暫時聽到旋翼非常嘈雜。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車從舊碼頭的水裡拽出一輛雪鐵龍車。方向盤後坐著阿蘭·達儂，早死了，額頭上有個小洞，碎裂的後腦上有個大洞。金色和紅色。紅色和金色。當代最大的罪行——沒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沒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無法懲罰的……藍色。神奇的藍色。昂熱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聖母像前點燃一支蠟燭。昂熱拉祈禱，她的唇無聲地蠕動。那位年輕的牧師，他騎著摩托車開走了，穿著他的長袍，行李架上馱著一籃蔬菜。一切全是紅的，紅的，紅的。赫爾曼的宮殿。盤旋的雷達螢幕。執行中的大型計算機，顯示屏上光線閃爍。騙到手，轉銷，賣出，利潤大得笑死人。誰在那裡笑？誰？柔和的櫻桃玫瑰。“康託港俱樂部”裡的酒吧。昂熱拉為我一展歌喉。《隨風而去》，德文歌詞是：“世界上有多少條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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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英國要放開英鎊了。”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至今英鎊都只是在官方範圍內交易，但這一界限早已跟英鎊的實際價值不合了，要加入歐共體了。現在倫敦聰明地放開了英鎊，好在浮動中找到真正的價值，為加入歐共體打下一個有利的基礎。”

“這是不是講，英鎊會貶值呢？”

“當然，”勃蘭登伯格說，“而且我聽說是要貶百分之八。”

“聽誰說？”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從哪兒聽說這放開的事的？這種事一向都是在週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說。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點剛過一會兒。杜塞爾多夫淫雨霏霏，勁風颼颼。今天天氣晴朗不起來了，涼絲絲的，對這個季節來講幾乎太涼了。“既然他們週末放開英鎊，你怎麼今天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