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出暗室，回原班組監督勞動。攝影宣傳展無疾而終。孟幹事宣佈決定時，低頭看自己的指甲，一絲冷笑，似乎總算解開暗室之謎。

我灰頭土臉，捲鋪蓋搬回鐵工班宿舍。陳泉問我出什麼事了。他是來自農村的鈑金工，是我的鐵哥兒們。可很難說清來龍去脈。陳泉嘆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好這個——讀呀寫呀，可這都啥年頭啦？別往槍口上撞。我嫌煩，往外揮揮手，他哼著黃色小調走出門。

我每天繼續打鐵。在鐵砧上，閻師傅的小錘叮噹指引，而我的14磅大錘忽快忽慢，落點不準。他心裡準在納悶，但不聞不問。保衛組的人整天在鐵工班轉悠，跟師傅搭話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於轉移書信手稿，跟朋友告別，做好入獄準備。我去找彭剛，他是地下先鋒畫家，家住北京火車站附近。聽說我的處境，二話沒說，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到新僑飯店西餐廳，為我臨別壯行。他小我六七歲，已有兩次被關押的經驗。席間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對付審訊。皮肉之苦不算什麼，他說，關鍵一條，絕對不能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新僑飯店門口分手，風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嘆了口氣，黯然走開。

那年我二十六歲，頭一次知道恐懼的滋味：它無所不在，淺則觸及肌膚——不寒而慄；深可進入骨髓——隱隱作痛。那是沒有盡頭的黑暗隧道，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我甚至盼著結局的到來，無論好壞。夜裡輾轉反側，即使入睡，也會被經過的汽車驚醒，傾聽是否停在樓下。車燈反光在天花板旋轉，悄然消失，而我眼睜睜到天亮。

幾個月後，危險似乎過去了。危險意識是動物本能，不可言傳，但畢竟有跡可尋：保衛組的人出現頻率少了，見面偶爾也打招呼；政局有鬆動跡象：電影院上映羅馬尼亞電影；女孩們穿戴發生微妙變化，從制服領口露出鮮豔的內衣。

我決定動手修改《波動》。首先是對初稿不滿，不甘心處於未完成狀態。再說受過驚嚇，膽兒反倒大起來。在家寫作，父母跟著擔驚受怕，嘮叨個沒完。我跟黃銳訴苦，他說他大妹黃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間空房。

我走後門開了一週病假，扛著摺疊床，乘長途車來到遠郊的昌平縣城。黃昏時分，按地址找到一個大雜院，跟門口的男孩打聽。他剛好認識黃玲，為我領路，穿過晾曬衣服被單的迷宮，直抵深處。黃玲和新婚的丈夫剛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飯。隔幾戶人家，他們另有一間小屋，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著紙箱。支好摺疊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遠，總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沒有窗簾，很早就被陽光吵醒。在桌上攤開稿紙，我翻開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卡薩布蘭卡》。這本小書借來多日，愛不釋手，對我的修改極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對話，那是小說中最難的部分。

我剛寫下一行，有人敲門，幾個居委會模樣的人隔窗張望。我把稿紙和書倒扣過來，開門，用肩膀擋住他們的視線。領頭的中年女人乾巴巴說：“我們來查衛生。”無奈，只好讓開。她們在屋裡轉了一圈，東摸摸西動動，最後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紙上。那女人問我來這兒幹什麼，答曰養病，順便讀讀書。她撫摸稿紙一角，猶豫片刻，還是沒翻過來。問不出所以然，她們只好悻悻地走了。

北島：斷章（6）

剛要寫第二行，昨晚領路的男孩輕敲玻璃窗。他進屋神色慌張，悄悄告訴我：剛才，我聽她們說，說你一定在寫*。他們正去派出所報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動，摸摸他的頭說：我是來養病的，沒事兒。還得謝謝你了，你真好！他臉紅了。給黃玲留下字條。五分鐘後，我扛著摺疊床穿過院子，倉皇逃竄。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死訊投下巨大的陰影，小道訊息滿天飛，從報上排名順序和字裡行間，人們解讀背後的含義。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隨人流湧入廣場，置放在紀念碑四周，堆積如山。松牆扎滿白色紙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鐵從始發站蘋果園出發，直奔天安門廣場。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渾身直起雞皮疙瘩。看到那些張貼的詩詞，我一度產生衝動，想把自己的詩也帖出來，卻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節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那天上午，我從家乘14路公共汽車到六部口，隨著人流沿長安街一路往東，抵達廣場。混跡在人群中，有一種隱身與匿名的*，與他人分享溫暖的*，以集體之名逃避個人選擇的*。我想起列寧的話：“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