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加拿大《環球報》記者，向人們傳遞一個重要口信“*牆是個好東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黃銳家的小院吃過晚飯，圍著大楊樹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說到局勢的變化，格外興奮。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麼樣？我提議說。芒克和黃銳齊聲響應。在沉沉暮色中，我們的臉驟然被酒精照亮。

我們三天兩頭開會，商量辦刊方針，編寫稿件，籌集印刷裝置和紙張。紙張不成問題。芒克是造紙廠工人，黃銳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天下班用大衣書包“順”出來。張鵬志在院裡蓋了間小窩棚，成了開編輯會的去處。我們經常爭得面紅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張鵬志不停播放那幾張舊唱片，特別是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那旋律激盪著我們的心。

從12月20日起，我們幹了三天兩夜。拉上視窗小布簾，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家從早到晚連軸轉，誰累了就倒頭睡一會兒。陸煥興為大家做飯，一天三頓炸醬麵。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著積雪，沿小河邊一字排開拉屎，眺望對岸使館區的燈火。河上的髒冰反射著烏光。亮馬河如同界河，把我們和另一個世界分開。

12月22日（*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幹到晚上10點半終於完工，地上床上堆滿紙頁，散發著強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醬麵，倒了胃口，大家決定下館子好好慶祝一下。騎車來到東四十條的飯館（全城少有的幾家夜間飯館之一），圍小桌坐定，除了飯菜，還要了瓶二鍋頭，大家為今天》的誕生默默乾杯。

我們邊吃邊商量下一步計劃。首先要把《今天》貼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門（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機構（社會科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民文學》和《詩刊》）和公共空間（天安門、西單*牆），還有高等院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確定好張貼路線，接著討論由誰去張貼。陸煥興、芒克和我——三個工人兩個單身，我們自告奮勇，決定第二天上午出發。

從夜間飯館出來，大家微醺。告別時難免有些衝動，互相擁抱時有人落了淚，包括我自己——此行兇多吉少，何時才能歡聚一堂。你們真他媽沒出息，掉什麼眼淚？陸煥興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罵咧咧的。

騎車回家路上，跟朋友一個個分手。我騎得搖搖晃晃，不成直線，加上馬路上結冰，險些摔倒。街上空無一人。繁星，樹影，路燈的光暈，翹起的屋簷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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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1）

1943年11月出生於延安，196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員，院刊編輯。之後曾任《國際新技術》雜誌總經理，《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專欄作家。出版過文集《從故鄉到天涯》和《大雅寶舊事》。

現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同時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

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聽說許多人在全國各地草棚裡、油燈下，一肚子理想，滿腦門子深刻。在寫著、畫著、唱著，做著文藝夢。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層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義者。玩文學的差不多都是這種人。他們琢磨、創作，試圖活出個模樣，尋找意義。

也許他們就這樣歪打正著，一不留神為中國文學藝術傳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個年代，大面兒上來看是個文化貧瘠的時光，他們這些活動漸漸形成了文化潛流，在地下交匯著、湧動著。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會有那樣一次劃時代的文化群體勃發。

我也許是由於喜歡寫東西，曾經組織過一個文學沙龍，還在酒後茶餘口無遮攔，於是，在那個年代蹲進了監獄。也算是那個年代裡間接對文化傳承“有所貢獻”。大概，正如魯迅說的：咱萌不了芽，還當不了供天才們生長的泥土嗎？那些年頭，的確我當的就是最底層的泥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那個午夜，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在油燈下守歲。不過，大多數人在農村、在農場。而我卻在牢房。

平時屋裡再冷，今夜爐子一定要火旺。也許，這意味著來年沒準兒會轉轉運。我們這兒的爐子，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