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你那自由的靈魂，為了人的尊嚴，為了一個值得獻身的目標，我要和你一樣勇敢，決不回頭……（大意）

八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嚴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計委大院，父親是高階工程師，母親是復興醫院護士長。嚴力住在附近，常來常往。我們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親進屋說，下午4點有重要廣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來去世，3月8日吉林隕石雨，4月5日*，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還能再有什麼大事？我們不約而同想到了一起，誰也沒點破。

下午4時，從家家戶戶的視窗傳出哀樂，接著是播音員低沉的聲音：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今日零時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歲……”

我們對視了幾秒鐘，會意一笑，但笑得有點怪，有點變形，好像被一拳打歪——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芒克順手從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鍋頭”，到廚房取來三個酒盅。斟滿，三人默默乾杯，再斟滿，我們的笑容變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尷尬的瞬間。“這回有戲了。”芒克低聲說。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戶亮了。我騎得很慢，並不急於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機相呼應，哀樂與悼詞在空中迴盪。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熱，有一股燒樹葉的味道。並行騎車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紗，表情麻木，很難猜透他們在想什麼。

第二天早上，各單位和街道居委會搭建靈堂，組織追悼會，出門必戴黑紗。我正為珊珊服喪，這倒不難。再說我長期泡病號，很少出門，在家重讀艾倫堡的《人？歲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門舉行官方追悼會，電視臺、電臺現場直播。我們全樓僅我家有一臺九英寸黑白電視，成了文化中心。午飯後，樓下賀媽媽（曹一凡的母親）和李大夫等老鄰居陸續落座，一邊安慰痛不欲生的母親，一邊等著看電視直播。我避開她們，獨自退到視窗，在離電視機最遠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鳥般精確的方位感：我背後正南約五公里是電報大樓，再沿長安街向東約三公里即天安門廣場。

從電視鏡頭看去，天安門廣場一片肅殺，悼念的人們由黑白兩色組成，國家領導人一字排開，表情呆滯，但想必各懷心思。下午3時，由華國鋒主持追悼會。他用濃重的山西口音宣佈：“全體起立，默哀3分鐘……”我母親和老鄰居們慌忙站起來。我遲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來，低下頭。我到底為誰起立默哀？自己也說不清，是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隨過的人，為了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珊珊，還是為了一個即將逝去的時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場少見的大雪，幾乎所有細節都被白色覆蓋了。在三里屯使館區北頭有條小河，叫亮馬河，過了小木橋，是一無名小村，再沿彎曲的小路上坡，拐進一農家小院，西房即陸煥興的家。他是北京汽車廠分廠的技術員。妻子叫申麗靈，歌聲就像她名字一樣甜美。“*”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東老家，多年來一直上訪，如今終於有了一線希望。

北島：斷章（9）

地處城鄉之間的兩不管地區（現稱城鄉結合部），這裡成了嚴密統治的盲點。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們幾乎每週都來這裡聚會，喝酒唱歌，談天說地。每個月底，大家紛紛趕來換“月票”，陸煥興是此中高手，從未出過差錯。

這裡成了《今天》的誕生地。12月20日下午，張鵬志、孫俊世、陳家明、芒克、黃銳和我陸續到齊，加上陸煥興一共七個。直到開工前最後一分鐘，黃銳終於找來一臺油印機，又舊又破，顯然經過“*”的洗禮。油印機是國家統一控制的裝置，能找到已算很幸運了。大家立即動手幹活——刻蠟版，印刷、摺頁，忙得團團轉。

那是轉變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成為政治鬆動的重要訊號。上訪者雲集北京，有數十萬人，他們開始在西單的灰色磚牆張貼大小字報，從個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訴求。10月17日，貴州詩人黃翔帶人在北京王府井張貼詩作，包括橫幅標語“拆毀長城，疏通運河”，“對毛澤東要三七開”。11月14日，*北京市委為1976年“四五事件”*。12月18日至22日，*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次會議。12月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