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底下打了，透過燈光間的側梯，一層一層端上，再一層一層端下倒去，女孩之間經常為竊水的事情口角。最熱的時候，女孩也下樓睡在劇場，將座位翻下來，連成窄窄的一條鋪，在扶手底下躺平。劇場裡也是熱，睡了一時，就有人熱醒，三五結伴到劇場外大街上買瓜解暑。賣瓜人是睡在板車下面，隨時爬起來接納生意。午夜裡，沒有一絲風，整座城焐在高溫、白日的光照和人的體溫裡，沉甸甸的熱裡，不時透出說話聲和蒲扇撲打的聲響，四處都是無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來，昏沉沉地吃，溫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熱來。反覆折騰，天邊已經亮起通紅的晨曦。開演時分，燈光亮起，帷幕徐徐拉開，展露出瑰麗的人和景，人們絕想不到，這地方經過了怎樣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經去睢寧縣人民醫院體檢，企圖檢查出些問題好請病假回上海。人民醫院清潔寬敞，牆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顯得那麼溽熱難耐。醫生護士穿著白大褂，臉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檢查報告出來，一切正常，又寫信給家裡，讓母親寫一封信來，編造一個事端，讓我請事假回上海。來回折騰的時候，傳來唐山大地震的訊息。因是在如此混亂焦慮的處境裡，我們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動，似乎沒有餘暇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結束終於放了假，再從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們團從火車站的院落裡搬到地區行政幹校大院，在那裡的空地上，蓋起了防震棚。

王安憶：魏莊（4）

魏莊故事早已經結束，這是後續的後續了，但又似乎並沒完，從它源起的事端還在向前發展，並且加速行進。假期中，毛澤東逝世，從上海被召回徐州，來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縞素，辮梢上繫了寬寬的白髮帶，正應了一句俗話：若要俏，常帶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種韻致。文工團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樣簡素的時代裡，依然不是這裡，就是那裡，流露出嫵媚的女性氣質。經過一個煎熬的暑天，秋天顯得格外爽朗。天高雲淡，極遠處可見南遷的雁陣，呼吸都是輕快的。似乎是和時局不相宜的情緒，可季候就是這樣籠罩著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氣息，是不是其間潛伏著更強大的意志？而我們，是政治社會中小而又小的單位，在紀念碑式的歷史的縫隙裡，自成格局，度著一己的悲歡。在接踵而至，更劇烈的震動，也就是“四人幫”倒臺，我們自然也是興奮的。文工團的人總是喜歡熱鬧，雖然誰也不真正瞭解政權上層在發生什麼，但嚴謹的政治生活總歸是束縛人的活潑勁。我們團即興排演的一出活報劇，表現“四人幫”的醜行，在此劇中，可說大大釋放了我們團風趣的天性。扮演張春橋的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著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鏡，搖一柄摺扇，前進三，後退二地上場，真是活脫脫的。聽老演員說，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戲裡的扇子功。他幼年進江蘇省戲曲學校柳子戲班坐科，習的是武丑，後來畢業，柳子戲專成一團，放在徐州地區，就是文工團的前身。這一個古老的幾近失傳的劇種，有著嚴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後事業上再走遠，那也是壓箱底的貨。看電影《有話好好說》，他與姜文在飯館裡談判的那場戲，一句一句地壓上來，忽有一瞬鬆弛，再壓上來，無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術的訓練，單靠體驗派的現代表演教育是達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過去，冬天來到，我們還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報時有時無，傳聞緊張時候，夜裡還安排輪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較艱苦，從暖和的被窩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們也挺會消磨，在爐子上烤紅薯。所謂值班，就是守著地面上一隻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鑼。一整個冬天裡，除了我們自己不小心推倒，沒有一次自行倒下。紅薯烤熟，香氣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時間已過去。與接班的交割，回進棚裡再接著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蘆蓆鋪頂，很長的一條，生了爐子。也不覺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結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顯感到腿沉，拖不動似的。從劇場演出完回行政幹校，下車後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個坡度，每每走到那裡，就感到吃力無比，就好像夢中人走路，心裡急卻使不上勁。後來一臨近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懼。我以為我一定是患了嚴重的關節病，家裡寄來一雙護膝，卻也無濟於事。去醫院檢查，沒有任何結果。很多日子過去，社會開始對精神衛生有所認識，抑鬱症幾成流行病，我讀到其中有一症狀，就是關節障礙，不由想起這一次疾患。不知什麼時候，我忘記了病痛，意味著它不治而愈，而且，從此再也沒有復發。那一個冬天，確實是個沉鬱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