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雙方心知肚明，就過去了。行販多為婦女，作風精明潑辣，當要質疑她的秤，便揚聲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無限的誠懇和委屈。這就是徐州地區的鄉民。

我們地區文工團是在1976年開春時節來到魏莊。我曾在許多篇小說裡寫過我們團，一個地區級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團，前身是江蘇省柳子戲劇團。“文工團”這名字聽起來就像戰地服務的軍事組織，事實上只不過是那時代裡對綜合文藝的命名。歌舞，曲藝，戲劇，確實有著靈活機動的戰鬥性功能，可適應繁簡不同的演出場合。這類短小精悍的團體在推行樣板戲的七十年代初期，幾乎一無二致地擴充編制，提升標準，足夠排演全場的芭蕾舞劇。一時間的輝煌過去，臃腫的人員立即成為沉重的負擔。在這最先進的國家體制之下，財政要開支所有演職員的工資，而且，因效仿樣板團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貼補營養費，對以農業為主體經濟的地區，如此開銷不免是過奢了。現在回憶，文工團的生存一直處於憂患之中，也許不是以經濟的方式，但實質依然是經濟的，雖然市場的時代遠未到來，政治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團被定出演出場次的指標，而在此之前，我剛進入文工團的1972—1973年，慰問軍隊和省級匯演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相當數量的演出場次要求有充足的劇目，在劇目上，我們團提早地經歷了投資失敗所帶來的危機，當然，還是以政治的名義，但遭受重創的是財政。準備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劇被批評為替劉少奇翻案的“毒草”，沒什麼可商量的，只得下馬。此時，出去學習，抄譜，置辦服裝道具，還借人調人——每一次排演新戲，都懷著極大的期許，期許從此翻身上馬，柳暗花明，於是大張旗鼓，等劇終落幕，緊接著就是遣散借調人員。我們這些年輕男女，是文工團裡的小輩，文工團沿襲著舊式團體的風氣，像個大家庭，凡事都有長輩扛著，我們百事不管，只是將些流言傳來傳去。聽說事情發生以後，團裡的書記——這名書記的形象、氣質、裝束、言語，都像是農村生產大隊的書記，以此也可見得我們這個地區文藝團體的性格——書記說出一句極慘痛的話，他說：我現在要死都沒處可死！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王安憶：魏莊（2）

這一年的魏莊之行，帶有臥薪嚐膽的意思。舊曆年前，我們去江西九江文工團學習了一部新歌劇，《模範山鄉》。其時，全國文藝略顯復興的氣象，八部樣板戲外，又創作並且欽定了幾部，納入樣板，比如京劇《杜鵑山》、芭蕾《沂蒙頌》。除此，各地還出臺了一些不算樣板卻也准許演出並且傳播的歌舞戲劇，各級軍隊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藝匯演，就是對創作的鼓勵支援。雖然文藝政策拘謹，政治第一，但國家一統，亦能集中財力人力，也有另一種活躍。總之，全國八個樣板戲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勢。《模範山鄉》說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歷史早有明鑑，不會再生政治嫌疑，音樂是以興國山歌為素材，老區的民俗，也不會產生文化上的歧義。於是，我們團就在它身上開始新一輪的押寶。在此之前，我們團和地區另幾個劇團，梆子和柳琴，聯合舉辦大規模的招生，四鄉八里熱愛文藝的青年紛紛來此報考，考試進行了好幾天。這一回，我們團招募的多是聲樂和器樂，說明有意識地向轉型準備，從歌舞曲雜轉向大型歌劇。這樣的轉型在我們團短暫的歷史上發生過無數回，每一回都是受具體劇目的驅使。歌舞曲雜轉向歌劇——為排演湖南省歌劇院創作的歌劇《農奴戟》；有兩度轉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後是《沂蒙頌》。每一次為轉型招來不同特長的人，也因此，我們團的人才很雜，做什麼的都有，排什麼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國以後新文藝的面貌。就這樣，新招來的人員以實習的身份參加排演《模範山鄉》，勉強湊齊一個單管制樂隊和四聲部合唱團，出發往魏莊去的早晨，站了滿滿一院子，上車則有一行，浩浩蕩蕩駛過狹窄的石子路，往鄉間去了。

離開城裡的駐地，去到郊縣排練，是為排除干擾，也為向上級部門，地區文化局明志，其實有些誇張，可怎麼辦呢？我們團總是不景氣，消耗一大堆財政，卻不能有一點可喜的成績，為領導長臉。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測，我們掌握不了事態，只能在姿態上做文章。否則，真的很難解釋，憑什麼要在這麼一部粗糙的歌劇上大動干戈。這部大戲，除了政治正確以外，從情節到音樂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們蝸居在這個偏僻的村莊裡，夜以繼日地排練著。好在，我們團已習慣這樣漂泊的生活，比較巡迴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週日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