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都具有積極的內容。

現在看來，我走的基本是一條愚昧路線，這與我的環境有關。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個個都如此。他們還不如我，一定沒有去過*牆。這是一個北大子弟的圈子，這些孩子老實本分情有可原，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是家裡沒問題的；不是走資派，就是反動學術權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時就“自絕於人民”的，有些人上輩是地主、資本傢什麼的，或者就是有海外關係的特務。所以，我的同學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媽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經病的（在那個年代，家裡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經病的特別多，真怪了！也許是姐姐懂事早壓力大的原因）。這些同學後來出國的多，我在異國街頭遇到過四個老同學；紐約三個，曼徹斯特一個。這四人中，有兩個是爸爸自殺的，另兩個的大姐至今還在精神病院。（謝天謝地，我家人的神經基因比較健全，挺過來了。）

徐冰：愚昧作為一種養料（2）

我們這些家庭有問題的孩子，籠罩在天生給革命事業造成麻煩的愧疚中。家裡是這樣只能認了，偏偏我們的老師也屬這一類。北大附中的老師，不少是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的年輕教員，犯了錯誤，被貶到附中教書。這些老師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學問，愛思索，認真較勁兒。聰明加上教訓，使得他們潛意識中，總有要向正確路線靠攏的警覺與習慣。這一點，很容易被我們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結果是，老師和同學比著看誰更正確。血緣的汙點誰也沒辦法，能做的就是比別人更努力，更有奉獻精神，以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紅五類”或當時還沒有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的那種瀟灑，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玩世不恭的，這成了我們的性格。

插隊

1972年*復職，一小部分人恢復上高中。由於北大附中需要一個會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的路線是想恢復前北大校長陸平搞的三級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沒過多久，說鄧搞復辟，又被打下去。高中畢業時，北大附中、清華附中、123中的紅衛兵給團中央寫信，要求與工農畫等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此信發在光明日報》上（後來才知道這是團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後一個上山下鄉的小高潮。我們選擇了北京最窮的縣、最窮的公社去插隊。由於感激學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時更加倍為學校工作，長期熬夜，身體已經很差了——失眠、頭疼、低燒。只好把戰友們送走了，自己在家養病。半年後似乎沒事了，辦了手續，去找那些同學。我被分到收糧溝村，兩男三女，算是村裡的知青戶。

這地方是塞北山區，很窮。那年村裡沒收成，就把國家給知青的安家費分了，把豬場的房子給我們住。房子被豬圈包圍著，兩個大鍋燒飯和熬豬食共用。這房子很舊，到處都是老鼠洞，外面一颳風，土就從洞中吹起來。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燒飯後的一點兒炭灰，取出來放在一個泥盆裡。每次取水需要先費力氣在水缸裡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時我出工前還臨一頁《曹全碑》，毛筆和紙會凍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還沒過，這房子冷得沒法住，我和另一個男知青小任搬到孫書記家。他家只有一個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頭，小任挨著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孫、老孫媳婦、大兒子、二兒子、大閨女、二閨女，炕尾是個弱智的啞巴。這地方窮，很少有外面的姑娘願意來這裡；近親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這地方要我看，有點像母系社會，家庭以女性為主軸，一家需要兩個男人來維持，不是為別的，就是因為窮的關係。再偏僻也是共產黨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實際上有些家庭是：一個女人除了一個丈夫外，還有另一個男人。女人管著兩個男勞力的工本，這是公開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給光棍介紹物件，女主人就會在村裡罵上一天：“哪個沒良心的，我死了還有我女兒吶……”好心人被罵得實在覺得冤枉，就會出來對罵一陣。如果誰家自留地丟了個瓜什麼的，也會用這招把偷瓜的找出來。

村裡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長時間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在一個光棍家住了一個冬天，才知道了村裡好多事。收糧溝村雖然窮，但從名字上能看出，總比“沙樑子”、“耗眼梁”這些村子還強點兒。收糧溝過去有個地主，土改時被民兵弄到山溝用石頭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貧下中農給分了，四個奶奶分給四個光棍。搞不懂的是，這幾個奶奶和貧下中農過得也挺好；很難想象他們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頭，電影隊一年才出現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