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有待搜尋，有待打撈。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參與本書寫作的作者，主要都來自知識界和文化界，這一方面是由於一本書需要一個立意，一個主題，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有些不得已。這個不得已使本書有著難以避免的嚴重的缺陷。既然編輯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強調歷史記憶的重要，那麼，有能力也有權利參與這記憶的決不應該只限於那些擁有發言權的社會階層，“昨天”不能為哪一個群體獨佔。在“昨天”成長和生活過的人千千萬萬，裡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識分子，還有廣大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願意拿起筆來寫作，讓昨天在記憶裡復活，讓今天和昨天對話。如果我們能這樣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現的思想和畫面很可能和本書十分不同，也許那是一個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許他們的歷史記憶使我們對昨天有完全不一樣的認識。

開始編輯此書的時候，我們曾經設想過擴大作者的範圍，也做過一些努力，但是很快發現能力有限，就放棄了。不過，我們仍然沒有死心，就在此書出版之際，我們還有一種期望，假如能獲得一種支援，讓我們有能力放大這書的規模，編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夢想成真。

應該還說一下，本書的文章分別都在《今天》2008年秋季號和冬季號上作為“七十年代專刊”發表過，現在又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別出版繁體字和簡體字兩種版本，以儘可能讓更多的讀者讀到。至於我們編輯這本書的種種想法是否能夠得到清晰的表達，那隻能全交給讀者去評判了。

2008年11月18日

徐冰：愚昧作為一種養料（1）

1955年生於重慶，長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國。2007年回國就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作品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紐約現代美術館等藝術機構展出。1999年獲得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麥克阿瑟天才獎。2003年獲得第十四屆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2004年獲得首屆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Artes？Mundi）。2006年獲全美版畫家協會“版畫藝術終身成就獎”。被《美國藝術》雜誌評為15名國際藝術界年度最受矚目人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談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談我愚昧的歷史。比起“無名”、《今天》和“星星”這幫人，我真是覺悟得太晚了。事實上，我在心裡對這些人一直帶著一種很深的敬意。因為一談到學畫的歷史，我總習慣把那時期的我與這些人做比較，越發不明白，自己當時怎麼就那麼不開竅。北島、克平他們在“西單*牆”、在美術館外搞革命時，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畫石膏的興奮中。現在想來，不可思議的是，我那時只是一個行為上關注新事件的人；從北大三角地、西單*牆、北海公園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宮的“四月影會”，到高行健的人藝小劇場，我都親歷過，但只是一個觀看者。“四五運動”，別人在天安門廣場抄詩、宣講，我卻在人堆裡畫速寫，我以為這是藝術家應該做的事。比如黃鎮（注：老紅軍，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成為中國革命史料珍貴文獻，曾任中國駐法大使、文化部長）參加長征，我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可他在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記錄了事情的過程，我就覺得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我對這些事件的旁觀身份的“在場”，就像我對待那時美院的講座一樣，每個都不漏掉。

記得有一次我去“觀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詩歌朗誦會。我擠在討論的人群中，我離被圍堵的“青年領袖”越來越近。由於當時不認識他們，記不清到底是誰了，好像長得有點像黃銳。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論。我尷尬，低頭看自己，原來自己戴著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務處不知從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綠底白字，景泰藍磨製，在那時真是一件稀罕的寶物。我們在校內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門就摘掉。我意識到那天出門時忘了摘，我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裡在談什麼。

這個對視的瞬間，可以說是那時兩類學畫青年——有機會獲得正統訓練的與在野畫家之間的默許。我既得意於自己成為美院的學生，在崇高的畫室裡研習歐洲經典石膏，又羨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領袖。但我也相信，他們一定也會在革命之餘，找來石膏畫一畫，也曾試著獲得學院的機會。應該說這兩條路線（覺悟和愚昧）在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