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樂趣。

上海（2）

伊舍伍德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偉大城市留給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來，上海不過是一座座準摩天大樓堆積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儲存地”。在這個城市風光的背後所隱藏的，是骯髒、破舊、矮小的房屋：“到處都是林蔭大道、寬敞的公園、壯麗的中央廣場，卻沒有一絲城市味道。”

雖然上海有很多他們厭惡的地方，但這對文學夥伴還是在這裡找到了吸引他們的東西：“在這裡，疲憊或貪婪的商人能找到滿足他們慾望的一切，”伊舍伍德寫道，“人們可以觀看賽馬、棒球和足球比賽；可以欣賞到最新的美國電影。如果想找女孩兒或男孩兒，只要出價錢，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擁有他們。如果想吸毒，也會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樣，服務生會端著盤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較難找，但是這兒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後，如果你做了壞事後悔了，這兒還有很多教堂和禮拜堂供你懺悔。”

與整座城市的頹廢相比，霍格更關心百姓的絕望心態。藉助穆里爾阿姨的人際關係，霍格和《曼徹斯特衛報》取得了聯絡。這份報紙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報道了萊斯特參與的和平聯誼會的活動及她與甘地的友誼。恰巧那時這家報紙在中國沒有固定的通訊員。當時的編輯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讓沒有經驗，名不見經傳的霍格作為臨時通訊員去試一試。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早在史考特編輯時期，《曼徹斯特衛報》就在國內和國際社會廣泛享有好評。史考特從1872年開始擔任主編，其在位的57年時間裡，報社的每一位通訊記者，不論是新員工，還是遠在偏僻通訊站工作的記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報社百年社慶的時候寫下的名言：“評論是自由的，但事實是神聖的……對手的聲音和朋友的聲音一樣，公眾都有權知道。”

霍格很快就發現，那時的編輯要求的確很嚴格。《曼徹斯特衛報》是一個高尚的報紙，主編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報紙很少報道賽馬，因為這意味著鼓勵賭博。堅持公證地報道一切，也包括政敵的觀點，是其一貫作風。克洛吉在寫給新員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確提出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報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後，報社並沒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當時的上海除了擠滿難民，還有很多傳教士，霍格觀察到，他們“只願意做那些必須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國地界，百姓飢腸轆轆；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總有人被餓死；可飯館和酒店仍然在營業。對有錢人來說，這裡仍然有足夠的美食和娛樂消遣。霍格也剛剛收到從家裡寄來的10英鎊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頓。“中國菜真是極其豐盛。”他寫信回家，不自覺地嘲諷起來，“菜一盤盤的端上來，而規矩是每盤菜只吃一點。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讓人難以盡興——我更願意他們只給幾個菜，卻讓你吃個夠。”

多虧了米利肯夫婦，霍格參觀了華麗的英國大使館，受到了三等秘書的接待，並逐漸瞭解了上海衰落的複雜原因。和其他傳教士及其他外國媒體記者一樣，霍格還聽說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痛訊息。這些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記者剛開始都不相信這條訊息是真實的。

1937年7月，一場持續了8年之久，奪去了1500萬中國百姓生命的戰爭開始了。1901年中國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後，日軍就開始在天津和北京之間駐紮軍隊，並以搜尋失蹤士兵為由，向駐地官兵開火。日軍在中國步步侵略的過程讓人們斷定這根本就是故意挑釁。日軍在1931年佔領滿洲不久，隨著中日雙方衝突不斷升級，戰爭全面爆發。

8月7日，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和他的高階顧問宣佈抗日戰爭開始。隨後，蔣介石開始了一場充滿爭議的軍事賭博，他決定將戰爭主要戰場從中國北方轉移到上海。

他們當時的設想是這樣的：日軍有機械化的裝備及強大空軍勢力支援，如果在北方平原地區開戰，一定很難將其擊敗；而上海作為中國的主要港口，將限制敵軍以上兩點優勢的施展。中國猜想如果攻擊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外國列強在中國不同的自治地區之一——將迫使日軍從北部撤出兵力，進而達到緩解當地中國軍隊壓力的目的。

上海（3）

對於正捲入與共產黨游擊隊內戰的國民政府來說，在上海落腳也會為其獲取更多的民意支援。總之，蔣介石認為在外國地界的眼皮下發生的任何爭端，都會引起西方勢力的關注、同情，進而希冀他們會從中干涉、調解。然而，蔣介石和他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