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勉強道:“我不會留在這裡的,你難道還不明白嗎?請派另外一個人來。”
她揮了一下馬鞭,馬開始往前慢步走起來:“沒有其他的人,你必須留下,喬治。”一揚鞭,馬一下子跑出去很遠,一瞬間,麗和她的馬就消失在了半明半暗的天幕下。
霍格氣惱地對自己一跺腳:“媽的!”
他重新拿起自己的行李,有點不甘心地朝大路上走去。他想,沒有你們的幫助,我一樣可以找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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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
喬治·霍格乘坐法國杜默爾總統號輪船從日本啟程,並於1938年2月抵達上海。他本來只想在上海待兩個星期,然後就回到日本與穆里爾阿姨兩個人一起去印度,再從印度返回英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上海就以“東方巴黎”或是“東方之珠”的稱號成為有錢人旅遊的目的地。在這裡,居住著300萬中國人和7萬外國人。沿著長江支流的黃浦江北岸看去,那些奢華體面的高樓後面,卻是延綿數里的貧民窟。現在,那些遊客,以及曾在碼頭流連的遊船都離開了,但是上海仍然保留著自己傳統生活方式的殘骸。
上海在被日軍佔領前,實際上已被劃分為三塊:由英國和美國聯合控制的公共租界,總面積佔黃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業、商業和船務服務都集中在這裡。居住在這片地區的大部分是外國人,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其周圍的中國百姓格格不入。外國勢力還控制著這裡的警察局和稅務局,中國人在這裡只不過是外國佬的廉價勞動力和僕人。其次,則是法租界,與前者相比,法國管轄的區域不大,卻擁有與前者類似的機構設定。除了以上兩塊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國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喬治·霍格與穆里爾阿姨的教友們待在一起。弗蘭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國衛理公會派教徒。他們從1907年就來到了中國,米利肯牧師負責組織當地教堂活動以及在市裡散發基督教宣傳教義,而他的妻子則管理著一家基督教廣播電臺。
在上海,霍格初步瞭解了日本所謂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斷的戰爭中,日本軍隊霸佔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盤。這段時間裡,霍格還仍在英國赫特福德郡考慮他的未來。當日軍的鐵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進中國國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時,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東討論合作化運動。日軍在南京的屠殺行徑持續了7個星期後,霍格才開始瞭解到在中國上海發生了什麼。
他發現這個城市到處都是難民和飽受戰爭摧殘的人。一片片被毀的村莊在城市邊緣孤獨地站立著。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築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設定了碉堡,崗哨內也到處擺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特別提到了見到外國人就蜂擁而至的孩子,他們哭喊著,“沒有爸爸,沒有媽媽,也沒有威士忌蘇打。”
霍格喜歡上海,因為他發現這個城市讓人異常興奮。雖然在這兒無法像美國那樣可以隨意搭便車穿行在廣袤的土地上,也沒有導遊帶領參觀各種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樣;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頑強地生活的中國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經成為成千上萬難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這些難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飯、睡覺、做愛、生孩子,死去。舊報紙都被住在街上的人蒐集光了,因為報紙可以在寒冷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溫暖,它們決定著生命是繼續還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來變賣,霍格將街邊的小販描寫成一邊吹噓著自己的炸鰻魚,一邊叫賣著自來水筆。總之,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能拿出來賣,只要能想到的。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個側面,這樣一位天真、年輕的英國青年全部看在眼裡,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卻隻字未提。
在霍格到達上海的幾個星期後,以撰寫一本中國遊記為目的的奧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來到了這裡。這本書後來被命名為《戰地行》。為了找到相關寫作素材,這兩人加入了外國媒體圈。喬治·霍格也在這個圈子中,並正在逐漸成長為一名很有分量的團員。
奧登和伊舍伍德兩人早在薩里郡辛德海德的聖愛德蒙學院上學時就認識了。他們的文學造詣都很深,並在他們三十歲左右——奧登在一年後將其稱為“低調的,不誠實的十年”——的時候成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經出版了著名的《諾里斯先生換火車》(1935年)和《薩利·鮑爾斯》(後被收錄在《再見!柏林》一書中)這兩個男人曾合作撰寫過三部作品,在他們長久的友誼中也偶爾享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