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作為儒家的重要思想，與仁有著相同的地位。顏淵請教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約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禮，就是仁。一旦能約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禮，天下就歸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難道要仰仗他人嗎？”顏淵說：“請問具體的內容。”孔子說：“不合乎禮的不去看，不合乎禮的不去聽，不合乎禮的不去說，不合乎禮的不去做。”（《論語？顏淵》）由此可見，儒家認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為規範，便“禮達而分定”，達到孔子所說的尊卑、長幼、親疏有別的理想境界，社會秩序便可維持，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反之，棄禮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為規範；便將如周內史過所說的：“禮不行則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會和倫常便無法維持，國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義、禮這五項立身的根本準則。

老子認為，由於世風日下，人們距離天道本有的和諧、完美越來越遠，人心日益喪失先天的淳樸、自然，矯情、偽飾成了人們必備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倫理道德教育世人，當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時候，只好提倡仁愛。當人們的仁愛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時，就呼籲要正義，在正義感也喪失殆盡後，就只能用法規性的禮制來約束民眾了。老子強調的是天道的本體，所以對禮持完全徹底否定的態度，認為假如將人置於禮的約束之下，一旦離失了禮德，智德也就必然喪失，導致心身內亂和社會產生動亂；而黃石公強調的是天道的功用。實際上，“體”、“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第12節：素書（12）

賢人君子，　明於盛衰之道，　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們行事完全順應天道、地道、人道客觀規律，處理問題能夠標本兼治，尤其注意從根本上解決。他們能夠洞察事物興盛與衰敗的規律，把握成功與失敗的變數，體察世事安定與紛亂的玄機，瞭解出仕與退隱的最佳時機，所以天下萬事彷彿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樣。黃石公將這種對歷史規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審、達來表達。

假如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國運必然昌盛，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盡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無道，聽信佞臣，國運必將衰敗，在這種情形下就要退隱閒居，如果因為貪戀功名利祿，不知道退隱自保，必然會遭受禍端。根據不同的形勢採取不同的行動，明白進退之間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實力。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有成就事業的才能和志向，卻沒有實現的機會時，應該“潛居抱道”，潛居抱道並不是賦閒在家、無所事事，而是要加強自我修養，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斷地累積經驗。

水聚積得不深，那麼它負載大船就會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窪處，那麼只有小草可以作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裡面就會粘住，這是因為水淺船大的緣故。（老子《逍遙遊》：“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能力與時機的關係就和水與船的關係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沒有機遇的人，當機會真正到來時，他也不具備發現的能力，更不用說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節：素書（13）

若時至而行，　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備的人，一旦機會出現，便能厚積薄發，在關鍵時刻大展身手，並且乘勢而上，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願望；假如時機不成熟，便隱藏鋒芒，甘於寂寞，靜靜觀察情勢的變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釣渭水以待文王，諸葛亮躬耕南陽得遇明主。

魏晉名士阮籍曾到過劉邦項羽當年激戰的古戰場河南滎陽廣武山，在那裡發出過一句著名的感嘆：“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最終落了個四面楚歌、烏江自刎的結局，劉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長為起點而後開邦立國；劉項二人誰為英雄誰為豎子尚且不論，但在混戰中成就事業的還是善於審時度勢的劉邦。所謂時勢造英雄，就在於特定的局面能夠提供一個施展才能的平臺，所以智者從來不與天爭，也不與勢抗，而是順勢而行。

國危思良相，家寒思賢妻，一個人的自身價值是否能夠體現，關鍵在於是否有實現自我的時機。唐朝的魏徵之所以敢犯言直諫，就在於他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