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牙膏呢。”老人便會再多切一塊麥芽糖給我。

腳踏車。村上的第一輛腳踏車是外公幾個村幹部在五十年代末合夥買的，等我在一九七四年學會騎腳踏車時，第一輛腳踏車早已散架，不知殘骸在哪兒。外公說，縣人民政府給村上頒獎了，一隻掛鐘。外公幾個人去領獎了，捧著掛鐘走了半天帶一夜，早晨才把掛鐘掛到了村部。可能受這件事的影響，外公他們學騎腳踏車，然後又湊份子買了一輛。外公跟我說這件事時，已記不請腳踏車的產地，想了想說應當是上海產的。那時只有上海產腳踏車？想必是這樣。常州的“飛鴿”是在多年以後才有的。在七十年代，腳踏車無疑是奢侈品，猶如八十年代初期城裡的小轎車。如果有騎腳踏車到村上來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幹部，或者是郵電局的郵遞員。我們村上有三輛腳踏車，書記一輛，學校校長一輛，還有位在縣城某工廠上班的老陸。我曾經向老陸借過一次，剛學會騎腳踏車，躍躍欲試，聽到外面腳踏車鈴聲響了，忍不住跑到老陸家，說：“借我騎一圈，就一圈。”老陸竟然爽快地借給我了，二話沒說。老陸家住莊北，我由北往南，過了橋，一直騎到學校門口。這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初中畢業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耥車，跨上車，左腳一蹬，車輪就轉動起來。我萌生買一輛上海“鳳凰”腳踏車的想法就在這個夏天。在外村代課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輛腳踏車來回，但這實在是太奢侈的想法。等到一九八二年，讀大學二年級，有腳踏車的同學開始多起來。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湊了一筆錢，合買一輛腳踏車。當時，常州的飛鴿牌也很流行，但在商量買什麼牌子時，我毫不猶豫地說：“買‘鳳凰’吧。”

返回與逃離（8）

“飛馬”和“大前門”香菸。我現在還沒有戒掉香菸，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如果追溯歷史，或許與我少年時期對“飛馬”和“大前門”香菸的迷信有關。這兩個牌子的香菸，特別是錫紙裝的大前門香菸是不敞開供應的，需要有關係才能買到。這個狀況持續了不知多少年，後來不抽這兩種牌子了，流行上海產的“牡丹”香菸，也要找關係才能買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是這樣的狀況。當時一般的人都抽幾分錢一包的“經濟”牌香菸，有海綿嘴的香菸很晚才在我們村上稀奇地出現。揀香菸屁股，是我讀小學時常乾的一件事情。特別是在冬天，文藝演出和電影多，一散場，就可以鑽到凳子下面揀香菸屁股。如果揀到二十個，是很大的收穫呢。五個菸屁股相當於一支香菸。剝掉捲紙，將菸絲揉散，再合攏到一起，就是一盒菸絲。抽水煙的人，把菸絲塞進菸斗，抽紙菸的人，用煙紙卷好就是一支香菸。

僅僅是牙膏、腳踏車和香菸，就把一個繁華的上海打造出來了。在一九七五年的暑假之前，我從未有過某一天能夠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為當時我連縣城也沒有到達。這年的暑假，我隨船到了縣城，我拿著勾刀，在縣城體育場跑道外，將茂盛的雜草成片割下，再運到船上。這些草是用來漚渣的，它與河泥混在一起發酵，用來肥田。這是中午，城裡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幾個夥伴站在操場上，揮汗如雨。體育場的入口處在南邊，有水泥框架的門，門前一條東西向的小河將縣城一分為二。過了橋，馬路的右邊是縣委的家屬樓，左邊是一所中學。五年以後的一九八年九月，我到這所學校補習。偶爾到體育場散步背書，總會想起自己拿著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樣子。在臨近考試的前兩個月，我在東方欲曉時，會獨自一人，悄悄起床，出了學校門，過了小橋，站在體育場入口的門下，藉著昏黃的門燈讀書。這時，我知道，自己有一天會有靠近上海的機會。

一九七五年縣城的模樣已經讓我進了大觀園，不必說未去的上海將會給我帶來怎樣的觀感。我同學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過年時常常到這邊來。他們的衣著打扮和我們顯然不同，而且觀念也不一樣。我們在春節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但絕對不能吃藥的，因為大年初一早上起來就吃藥實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學家時，他的小姨打噴嚏不停，同學的舅舅就把藥拿出來，說感冒了，趕快吃藥。同學的媽媽說，大年初一，吃什麼藥。上海的姐弟倆都笑了：姐姐還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藥。因為有親戚在上海，同學家的糖果和我們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樣。我們吃硬糖，他們吃軟糖。軟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後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歡軟糖，不僅是味道，關鍵是會粘在牙齒上，很難受。但軟糖的糖紙我非常喜歡，可以用它折成一個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幾年我特別喜歡摺紙。

我那時非常奇怪，上海人為什麼每年要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