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懷孕的寡舅母，一歲半的小表弟、三歲的小表妹。另一邊是我的家，父親早逝，只有守寡的慈母陳桃38歲，太太（前妻）王笑19歲，大妹林亞寶12歲、二妹林玉梅9歲及我23歲（注：　因為我是養子，所以慈母只大我15歲，二妹後因與家人意見不和，今已失去聯絡）。當年我是自己經營用腳踏車載雜貨到處去售賣。

公元1942年3月3日，這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了無人性、殘暴似獸的日本軍，使我失去敬愛的慈母及新婚七個月的賢妻。因為戰亂而無法經營，生計頓陷困境，以及我兄妹52年的精神痛苦。

事發當天，我和平時一樣，早上八時，用腳踏車載著貨物出門，離家大約一里就被日軍攔住，命令坐於大路旁，與我一樣被命令坐在那裡的人約有二十多位，至下午大約一時多才被釋放，我馬上飛快地騎腳踏車回家。一到家門，外祖父即告訴我，慈母抱著小表弟和我太太、妹妹，跑去屋後草芭躲避日本兵。我馬上就去屋後草芭找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到。那時我心慌意亂，不顧自身安危，回家騎了腳踏車又去神安池找。我一到神安池又再次被日本兵攔住，把我押去草場，命令我坐下，被令坐在草場上，那裡大約有二百人，前後兩排日本兵挺著槍對著我們，到下午大約四時才被釋放回家。我不敢再去找他們，只好在家等，大約下午六時，大妹抱著小表弟和二妹，被一個好心的中年華人帶回家，還對我說慈母和太太已遭日本兵殺害。

大妹即對我哭訴，大約我離家20分鐘，就有日本兵來我家。慈母害怕日本兵會傷害她們，她手裡抱著小表弟，即叫我太太和兩個妹妹和她往屋後草芭跑，跑到一間馬來人的屋子，要求馬來人同意進他家裡躲，被馬來人拒絕，只好又帶著大家跑到一條小河邊，眼見日本兵逼近，即叫大家跳進河裡躲，身靠河壁，頭上有河邊的野草掩蓋，所幸河水不深。可是不幸的是我慈母手中抱的小表弟年幼無知，放聲大哭，被日本兵發現，命令大家上岸，要大妹抱小表弟，將慈母及太太的雙手反綁，押著大家走，走到膠園有間木板屋前，那裡早有幾十個同樣被日本兵押來的雙手反綁的人。然後，日本兵間隔的把雙手反綁的人一次兩個押進木屋裡，只見押進去後就沒有出來。當慈母和太太被日本兵押進木屋時，大妹抱著小表弟和二妹一起站在木屋旁，慈母和我太太被押進木屋後，一下子，妹妹們就聽到慈母的大叫聲“我苦啊”，之後就不再聽見她倆的聲音，也不見再出來。後來，我妹妹看見一個會講日語的華人，跟日本兵講了一些日本話，接著就帶我兩個妹妹回我家。他名叫孫亞才，臺灣籍的中年人。

我十分痛恨日本兵無人性的殘暴行為，對手無寸鐵、毫無反抗並帶著小孩的婦人都加以殺害。要求日本政府對其軍隊的暴行負起全部責任。日本政府應公開向我蒙難家屬道歉，並給予下列損失合理的賠償。

（1）　我慈母陳桃和我妻王笑於1942年3月3日在馬來亞森美蘭州德拉打被日本兵殺害。

（2）　日本政府發動戰爭，導致戰亂，使我無法再經營生意所造成的損失。

（3）　慈母及我妻的被殺，使我和妹妹這一生蒙受了無法彌補的精神上的痛苦。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16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2）

李譚明

35。　蒙難者：

李七，男，35歲，豬肉販

蒙難地點：　庇朥淡邊路，申邦冷宜大橋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李七之侄李譚明（Lee　Tam　Ming），60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2473906，現住於No。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李七是瓜拉庇朥Selaru的一名豬肉小販，1942年，他仍像往常一樣騎腳踏車販豬肉到附近村子裡去賣。1942年3月10日，在他回家途中，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一隊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Simpang　Dangi把他攔了下來。據當時的目擊者說，我的叔叔被日本兵帶走了，不知道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從那時起，我的叔叔就再沒有回家。我的父親被告知，我叔叔已經被日本人殺掉了。那些認識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有禮貌且工作勤奮的人。在他遇害之後，他的家人生活十分艱辛。是誰給我們造成了這些苦難？誰應該為這樁罪行受到懲處？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應不應該得到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