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受害事實，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經過近10年的努力，他調查蒐集了560餘份受害華人的資料，其中屠殺受害調查210餘份，建築“死亡鐵路”受害調查120餘份，軍票受害調查220餘份。另外，新加坡華人柯冰蓉女士長期以來一直熱心參與受害調查，本書收錄的李樺卓、黃再炎、葉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華人資料則為柯女士提供。由於孫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艱苦努力和執著追求，為我們再現了半個多世紀前一幕幕慘案的歷史真相，為人類共同反省戰爭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調查新馬華人受害歷史真相的過程中，來自於加害國日本的部分學者和普通民眾也參加和推動了新馬華人受害事實真相的調查。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高島伸欣先生，在他還是一名中學教師的時候，他就到馬來亞半島調查二戰期間日軍暴行。據瞭解，20餘年來，他先後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達上百次，足跡幾乎遍及整個馬來亞半島。除此之外，他還利用有利條件，在日本國內廣泛查閱檔案資料，如他曾調查發現一份原日軍《陣中日記》，該日記中記載1942年3月日軍在森美蘭州一個鄉村就屠殺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犧牲者銘刻於心”組織，每年8月都邀請亞洲包括馬來西亞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舉辦證言集會，日本橫濱的亞洲論壇組織也自1996年開始，每年邀請一位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證。實際上有許多有遠見的人們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國與受害國國民能真誠面對悲慘歷史，以尋求加害國與受害國國民之間的真正和解。

四、　歷史是一種責任

20世紀80年代後，關於馬來西亞日軍暴行資料已相繼出版多種，如，1984年許雲樵、蔡史君主編的《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業霖主編的《太平洋戰爭史料彙編》、2000年出版的《奉納金資料選編》；1999年出版的馮仲漢主編的《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華族蒙難史料。這些資料集對我們深入瞭解二戰期間日軍在東南亞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現在彙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書是孫建成和眾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勞動。從1992年12月開始，孫建成先生便開始調查蒐集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個體受害事實，難能可貴的是每份投訴資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點、受害事實和投訴人聯絡地址，而且還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訴人照片。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這份資料彙編並不是全部新馬華人的受害投訴，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資料，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資料已足以讓我們震憾不已！

本資料集共編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新馬華人遭日軍屠殺的投訴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華人的受害調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總共蒙難人數為687人。第二部分是關於新馬華人被強徵建築“死亡鐵路”的投訴材料，此類投訴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華工在建築鐵路時死亡。第三部分是關於華人軍票損失投訴材料，此類投訴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記具體數額），雖然同孫建成聯絡的軍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則未能前往登記（據報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餘名報名，但實際前往登記的人只有50餘人），僅就其登記的226份投訴資料統計，其軍票數額已超過850萬元。在編輯每一部分投訴資料時，為了便於讀者瞭解有關投訴材料的背景，我們還編輯了同部分投訴材料相關的新聞報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訴人相關背景資料的列表。

由於孫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訴資料初稿幾乎全都是手寫記錄的，且多為口語化語言，文字則有中文、英文和馬來文三種文字，這給我們的整理編輯工作增加了很多難度。為了便於讀者閱讀理解，我們作如下幾點說明：1。　關於語言文字。全書原則上統一譯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馬來文或英文時，如果有比較準確翻譯的我們將它譯成中文，無法確定者則保留原文。另外，由於投訴資料均為手寫體，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會出現差錯。一些人名中無法確認的字，則以“×”或“某”代替。2。　關於語言的表達方式。由於用語習慣，新馬華人有許多稱呼和用語同我們表達的方式並不一樣，如腳踏車在新馬一帶則被稱為“腳車”，卡車被稱為“羅厘”，日軍則被稱為“蝗軍”，為了便於國內讀者閱讀，在投訴材料中，我們都將此類名稱改為習慣用語。另外，在忠於原文和投訴人感情的基礎上，我們對投訴材料作了一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