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得那麼匪夷所思。顯然，警方粉碎了某種政治刺探活動。但是這一十足的愚蠢行徑卻使我感到困惑。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到底有什麼東西，值得這些人去冒這種風險呢？

上午十點，我給孔克爾打電話，詢問有關情況。他說道：“馬克，我們目前所發現的東西只是冰山一角。”在這五個人被捕並被送往第二街區警署關押之後不久，一位名叫邁克爾·道格拉斯·卡迪的華盛頓律師便來到警署，並聲稱代表這五個嫌疑犯來與警方交涉。由於他們從來沒有打過電話，警方詢問卡迪是如何得知他們被捕的訊息的。但是卡迪對此卻未置一詞便離開了，並說他將與聯邦檢察官聯絡。

“鮑勃，”我問道，“你有多少人在調查這個案子？”

“十八個。”他心算了一下然後回答道。

“你覺得這麼多人夠用嗎？”

“現在還夠用，但是過不了一兩天這件事就會炒得滿天飛了。”

我同意他的看法，便告訴他不斷向我彙報最新進展，如果遇到了什麼麻煩就立刻通知我。我還告訴他我必須立刻給尚在洛杉磯的格雷打電話。胡佛思維敏銳，辦事利索而且切中要害，但是我知道，咄咄逼人然而卻缺乏經驗的格雷將會向我提出很多問題。

“我們還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差優勢①　華盛頓與洛杉磯有三個小時的時差。，”我告訴孔克爾，“所以我將等到1點再給格雷打電話。現在是洛杉磯時間上午十點。我想在向格雷彙報時能夠做到儘可能的全面。”

“到那時我們應該會有更多的資訊，”孔克爾說，“我們正在辦理搜查證，以便能夠進入水門大廈的有關房間進行搜查。”

搜查過程中又發現了三十五張嶄新的百元美鈔，和在那些盜竊犯身上發現的美鈔號碼都是相連的。搜查人員還發現了一個信封，裡邊裝著一張私人支票，簽發支票的人名叫小愛德華·亨特。很快此人的身份便得到了確認，他也曾在中央情報局工作，工作時間為1949年11月至1970年4月。聯邦調查局的有關檔案顯示，在1971年7月，當白宮準備聘用亨特擔任白宮幕僚時，聯邦調查局曾經對他進行過一次全面的調查。當時的調查結束後，白宮安全主管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告訴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說，亨特將從事“高度敏感的任務”，但不是在白宮工作。

。。

水門事件（3）

當我給格雷打電話時，他已經離開了旅館，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亞的聖塔安娜市的路上，他本來預定要在那裡的佩珀代因大學發表演說。因此，我只能透過聖塔安娜市當地的高階探員向他轉告此事。演講結束後，格雷給我來電話，並就此事和我討論了很長時間。他似乎和我一樣感到驚詫不已，我們都很好奇到底是什麼人會做出這種蠢事。他要求探員對此案進行積極調查，並且讓我每天向他簡報有關進展情況。

從星期日至第二週的星期二，當格雷分別棕櫚泉市、舊金山和薩克拉門託停留之際，我都向他作了情況簡報。7月21日星期三上午七點三十五分，格雷返回他的辦公室。擺在他辦公桌上的是直至當天有關此案調查的詳細總結，我相信他肯定會考慮將這份總結送交司法部長。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也沒有向我解釋箇中原因。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知道，在整個調查過程中，他一直在與白宮的幕僚互通聲氣。

隨著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啟動，不斷有隻言片語的資訊被披露給報界。白宮對格雷暴跳如雷，指責聯邦調查局對外洩露有關資訊，並命令格雷全力阻止。被報界披露的一個資訊就是，格雷曾試圖中止聯邦調查局對此案的調查，並且不允許探員發傳票索取總統助理查爾斯·科爾森的電話話費記錄。後來我們得知這一訊息是從白宮洩露出去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約翰·埃利希曼、鮑勃·霍爾德曼或者約翰·迪安所說的話，即聯邦調查局已經向白宮屈服了。

7月24日星期六，格雷將孔克爾和其他二十六名參加本案調查的探員全部召回。格雷批評他們正在“因多嘴多舌而不斷惹禍”，正如他後來所說的：儘管他口頭上告訴探員們要對此案進行徹查，但是“我的確已經暗中踩下了剎車”。探員們當時都認為這是他對聯邦調查局誠信度的嚴肅批評，但是當孔克爾試圖加以辯解的時候，卻被代理局長格雷粗魯地打斷了。

然而，仍然有訊息被不斷洩露出去。竊案發生後的幾天裡，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透過《華盛頓郵報》不斷向讀者報道對該案調查的有關細節，有些訊息甚至在聯邦調查局剛剛獲知後幾個小時內便被捅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