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的立場和位置畢竟有天壤之別。在周伯伯和國安部長眼裡，盲流始終是被利用被操縱的一群，他們並不掌握自己的命運，甚至他們並不想掌握自己的命運……如果這些天發生的一切，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辦法？

楊文峰讓自己的思路暫時停在這裡，反覆思考這個問題。

是我沒有辦法嗎？還是我沒有去想？我能想到周伯伯和許徵部長都想不出的辦法嗎？

我能夠想出什麼辦法，這可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是北京臺北和華盛頓的事，我們這些小民能夠幹什麼？被控制被操縱的盲流們知道這件事又會幹什麼？是什麼東西讓我感覺到身邊的西裝革履的國家安全部長才能找到挽救盲流的辦法？坐在如此豪華的轎車裡能夠想到什麼保護盲流的辦法？

楊文峰最後在心裡承認：我不屬於他們這樣的人，無論是周伯伯還是國家安全部部長，我不應該像他們一樣思考，可是我卻一直按照他們的思路去思考，去找辦法。是連篇的大道理和這厚厚的高階轎車玻璃讓我失去了自己……

小民又怎麼樣？盲流又怎麼？農民又怎麼樣？當我竭力否認自己是農民的時候，我不但孤獨，而且對周圍的一切都毫無辦法。

雖然中國的歷史都是統治者撰寫的，而且又不停被後世的御用學者按照統治者的意思肆意篡改和刻意歪曲，可是歷史畢竟是人民創造的！你可以編寫歷史篡改歷史教科書，卻無法改變歷史事實。

當我突然再次意識到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農民，我是一名和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