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融資途徑

在不穩定的20年——包括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以後——的經濟衰退之後，美國經濟開始進入新的繁榮時期。採取固定匯率制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使政府預算得以平衡，而謹慎的貨幣政策促成了將近20年的增長和低通貨膨脹率。儘管金融部門能夠滿足經濟需要，稅收制度和其他鼓勵性制度還是改變了資金從儲蓄者轉移到借款者的渠道。圖和圖說明在新政期間，商業銀行、互助儲蓄銀行和人壽保險公司在融資渠道方面的相對重要性降低了。新政的受益集團，包括儲蓄貸款協會、金融公司、養老基金、互助基金，則獲取了大部分資金流。

儘管人們一致認為新政期間的管制起到了穩定金融系統的效果，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缺乏嚴重的外部衝擊也是解釋大多數金融系統成績的重要原因。　在《財政部—聯邦儲備體系協定》實施以後，聯邦儲備體系重新獲得了獨立性，它追求逆向操作的政策，以名義利率為調節目標實施其反週期政策。經濟衰退開始減速，通貨膨脹率也降低了（見圖）。直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當較小的財政赤字成為常態時，聯邦政府預算大致平衡了。戰後，聯邦政府從貨幣和資本市場撤出，這使私人融資渠道得以恢復。

戰時期間，企業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它們的大部分資金是依靠內源融資籌集的。在戰後第一個20年，債務融資佔公司融資總額的比重從15％上升到30％，恢復到了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普遍水平。但同時，股權融資的使用降到了歷史上的低點，股權融資在公司融資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從5％降到了2％。公司更多地向依靠債務融資轉變可能是考慮到發行證券的成本尤其是稅收問題。20世紀40年代之前，稅收體制對公司融資沒有產生強有力的影響。但是戰時期間，公司稅率的上升使投資者有動力持有那些融資企業的股份，企業借款者享有的真正的稅後收益率非常低。

企業戰後借款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對戰前水平的恢復，家庭借款同企業一樣也增加了。但是借款增加的幅度大大超過了戰前水平，1952年家庭借款額尚為GNP的25％，1970年則幾乎上升到50％。20世紀50年代早期，儘管富裕的家庭購買股票和債券，但大多數家庭的投資選擇仍非常有限，僅限於把錢存入銀行和存貸機構，或者購買將保險和低利率的儲蓄結合起來的人壽保險。專家經營的保險金以及互助基金的迅速興起擴大了居民的選擇範圍。這些金融中介共同管理資金，允許投資者購買多樣化的證券組合資產。如果居民的這些證券組合中包含了保險基金，則證券投資組合會享受明顯的稅收優惠。

實施新政時的商業銀行（1）

曾在金融中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發現，它們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遭到侵蝕。但是它們受到新政實施的制度規則的保護，新政不僅限制它們之間展開競爭，而且限制那些較少受到管制的金融中介和商業銀行競爭。

在20世紀30年代的普遍性危機之後不久，二戰期間銀行出售政府債券的動力非常強，這使銀行對證券組合的投資策略比較保守。目前，對貸款的需求上升，銀行可以擴大向外借款。1950年，證券在它們的資產總額中所佔的比重為50％。20年以後，這一比重下降到25％，被具有較高收益的貸款代替。但即使這樣，商業銀行也在商業借貸領域中失去了自己的陣地。競爭來自金融公司和興盛的商業票據市場。從總體上看，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銀行貸款只提供了公司所需總借款中的19％。銀行尋求更多的抵押貸款和消費者貸款，但聯邦政府對儲蓄貸款協會、製造商和零售商的優惠政策，使它們成為銀行有力的競爭對手。

儘管對活期儲蓄禁止支付利息的規定為商業銀行帶來了廉價的資金來源，但許多顧客還是轉移到儲蓄貸款協會開立能夠支付利息的賬戶，或者購買國債，或者使用商業票據。為了吸引新的賬戶，銀行提供一系列的免費服務，獲取一些隱含的利益。新客戶是公認的“免費受益者”（free　toaster）。但這些刺激手段收效甚微，銀行只好更多地依賴定期儲蓄，1966年，銀行定期儲蓄的規模第一次超過了活期儲蓄。

對於貨幣中心銀行而言，資金壓力尤其突出。　1961年，這一壓力引起了可轉讓的存款憑證（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CD）的誕生。可轉讓的存款憑證是由紐約第一國家城市銀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