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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後的商業銀行看起來好像獲得了成功，它不再是聯邦儲備銀行的成員單位，同時，也被保護免於受到“過度”競爭，並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保險。在銀行休假制度實施以後，銀行破產的數目下降了。在30年代以後的幾年，銀行破產減少了（見圖）。損失程度也大大低於大蕭條時期，並且能很容易地被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處理。銀行體系安全性的顯著提高是有代價的，例如要支付給存款人利息，服務的型別和新的機構減少了。對準入以及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削弱了競爭，但有助於提高銀行業的投資回報率。

30年代的證券業處於低潮時期，當時新的發行市場受到限制。由於驚慌的投資者逃離市場，同時由於1932年出臺的《稅收法》（the　Revenue　Act）提高了對股票的過戶費並對債券徵稅，證券交易的規模急劇萎縮。強迫顧客繳納超過券商要求的保證金的規定進一步抑制了交易，降低了市場的靈活性。市場參與者對要求新發行證券公開報價的規定抱怨頗多。證券直銷者擔心股市冷清時期市場態勢的變動，發行者不願公開披露資訊，那些在有價證券上市登記表上簽字的機構則害怕承擔民事責任。由於無須承擔上述這些成本，定期貸款和直接包銷（private　placements）變得重要起來。為避免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繁瑣審查，對新發行證券的直接包銷，從1900—1933年間不足市場總髮行量的3％攀升到1939年的23％。

1933年的《證券法》和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之所以被透過，是因為相信資訊披露會為投資者合理分配他們的資源提供必要的資訊，併為所有的投資者創造一個具有“公平遊戲規則”的市場。儘管規定要求進行資訊披露，但是實際的狀況幾乎沒有改進的跡象。與整個市場相比，那些購買並持有新發行證券的投資者，其平均收益實際上與新政實施前後一樣。只有那些僅僅在地區性交易市場發行的不夠成熟的證券品種，資訊成本可能比較高，這是新政實施前錯誤的定價策略的結果。收益率確實下降了，這意味著風險降低了。但是這也可能反映出風險較高的證券向直接分銷方式轉移了。

新政也改變了家庭抵押市場。由於非機構貸款者不能獲得聯邦抵押保險，私人擁有的抵押貸款降低了。儲蓄貸款協會的抵押貸款佔了整個抵押市場的　1/3，是最重要的貸款者，其次才是商業銀行。大多數儲蓄貸款協會成為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委員會系統的成員，但是隻有30％的儲蓄貸款協會獲得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的保險。保險的吸引力降低是因為儲蓄貸款協會保持了限制資金撤出以防止大規模擠兌的權力，同時，也因為儲蓄貸款協會沒有從以前的保險管制中看到任何好處。那些受到保險或者由聯邦政府特許的機構比沒有保險的儲蓄貸款協會的風險預期要低，或者是因為那些穩健管理的儲蓄貸款協會加入了聯邦體系，或者是因為管制迫使它們降低了承擔的風險。但是幾年後這些影響就消失了。被保險的儲蓄貸款協會比沒有保險的儲蓄貸款協會顯示了更高的風險預期，這表明保險的道德風險開始發生作用。

受到違約行為的損害，人壽保險公司的抵押貸款減少了，從1930年佔資產總額的40％下降到1940年的19％，並取而代之以美國政府債券為抵押品。保險公司仍然是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其超過1/4的資產投向了公司債券，這些公司債券被直接分銷者購買的比重也日益上升。

儘管大蕭條前夕，金融部門也受到管制，但新政進一步強化了現存的對金融中介的管制框架，並增加了新的管制制度。聯邦控制的範圍也擴充套件到了金融市場。從總體上看，新政把金融機構界定得更為狹隘，對它們的定價策略和准入施以限制，這都抑制了競爭。對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引進的存款保險制度促進了這些機構提高風險承擔能力的積極性。但是，由於經濟衝擊和出人意料的政策，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不規則波動，新政試圖達到的大部分效果都被隱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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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1）

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聯邦政府又想辦法將儲蓄流量轉變為戰爭資金。戰爭促使政府盡最大努力轉變資源用途，當時使用的資源在數量上確實比以往和以後的戰爭都要大，戰爭期間的累計支出相當於年國民收入的3倍。儘管稅收增多提高了收入，使其可以支付60％的支出，政府仍然面臨著兩難困境，不得不借款。如果公眾不相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