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簡直就是沒玩過了！

當然，用這種方式向皇帝進言，高強也不是沒有擔干係的。例如，若是一個較為謹慎的大臣，大概就不會事先向皇帝呈進平遼之議，而只是將李良嗣引薦給皇帝，由這個逃人來提出平遼策，任憑皇帝自己抉擇。若是皇帝不接受，或者後來平遼不成，引薦的大臣便可以將這件大事的責任推到李良嗣頭上，從而把自己洗乾淨。

在歷史上，李良嗣的引見人童貫就真的是這麼幹的，以至於北宋汴京被攻破之後，朝野紛紛叱責海上之盟。李良嗣那些為國往還談判、折衝樽俎的功勞被一筆抹掉，被賜死於貶謫途中。而童貫本人雖然不久也被殺，不過罪名卻和宋金的海上之盟無關。是因為他擠身徽宗朝的六賊之一，必須為朝政的糜爛負上責任。

對於高強來說，對這點干係採取溜肩膀的態度完全沒有必要。他豐普通的官僚不同，在這件大事上，他根本就不考慮留什麼後路，事若不成有死而已，那後路留給誰去？反正歷史已經因為我而改變了，何妨多改變一點！

強調保密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宋廷的決策有所變化。當趙良嗣提出遼國必亡，亡遼者女真時。大宋君臣對此的反應基本上和聽到天書差不多：“龐然大物地遼國。大宋近兩百年的北境大患，居然會被他東北的一個甲兵才滿幹人的小小部族滅亡？”在政和元年，阿骨打還沒有當上生女真節度使的時候，這種論調不但會被遼國君臣視為奇談，對於大宋君臣來說。單單從感情上他們就很難接受：我們大宋幅員廣闊，兵多糧足，二百年來也只能對遼國年年進貢，一個小小的生女真完顏部竟能滅亡遼國？這不等於說我們更加不是這個女真小國的對手嗎？

在歷史上，要使北宋的君臣們正視這個事實。是八年以後的事情，那時金已經立國，並擊敗遼帝的御駕親征，乘勢攻佔東京道，遼國已經呈現土崩瓦解之勢。在現在要讓趙佶等人相信遼國將亡，其難度不亞幹讓他們相信腳下的大地是一個圓球。

好在，高強對此早有準備，他根本不去強調生女真的兵力，而讓趙良嗣大段大段地闡述遼國近年來如何連年災荒，牛馬多死，百姓無以為生，遼主卻仍舊耽於遊獵酒色，不理朝政，遼境內群盜蜂起，殺不勝殺，連天祚帝身邊的禁衛都吃不飽飯，要向同僚借食等等。這種話對於深受儒家薰陶的趙佶等君臣便很聽地進去了。天降災異，而皇帝則仍不醒悟，這在儒家的經典中便是再經典不過的亡國前兆了——當然，如果有人指著趙佶說，這兩年我們國家有災荒和天象異變，也是你不修德所致，趙佶則必定勃然大怒：“天降災異，不是因為蔡京嗎？和我有什麼關係！”

既然遼國將亡這個結論為趙佶所認同。接下來的對策就很明顯了，趁火打劫這種事，其實這些儒學薰陶大的君臣都是很樂意幹上一干的，不過這說法就不一樣，得稱為“兼弱攻昧”，乃是武王伐紂的道理，此所謂正名。

歷史上當北宋決定聯金攻遼的時候，頗有些士大夫站出來說大宋出師無名，因為原本和遼國是盟友，不能無故背盟。不過高強對於這種說法當然是嗤之以鼻，大家打了近二百年，彼此誰也奈何不了誰。如此而已，算什麼盟友？純屬腐儒之論，而這幫腐儒之中甚至還有種師道這樣率軍多年的人在，實是叫人不敢相信。當然這也可能是後代修史者所為，他們的基本態度是把北宋滅亡的責任全都潑到新黨頭上，而种師道是舊黨之人，卻擔任了第一次攻打燕雲戰役的戰場總指揮，按道理也得和童貫一起背黑鍋，故意給他加了這麼一段，便可以顯示其清流，從而成功地將他摘出來。

選在政和元年這個時候上平遼策，高強也有避免這一類物議的考慮。很簡單，此時女真尚未起兵，大宋要收復燕雲，這是國家上下幾百年的心願，再名正言順不過了，誰能說三道四？至於怎麼收復，以什麼理由開戰。甚至到時候是否要和女真這成某種默契，這就屬於權術上的事了，無損於朝廷的大義名份——至少這麼一搞，入宋的史官和清議基本上就挑不出什麼岔子來了。

不過，正因為遼國亂象未顯，這平遼的策略就不能一味喊打喊殺，正面進攻遼國，眼下可沒有多少勝算，說不定一仗還把遼國給打醒了，那可就弄巧成拙。因此高強和手下的謀臣許貫忠、陳規、趙良嗣等人晝夜籌思，弄出了八字方針。叫做“助遼滅金，脅取燕雲。”

什麼叫助遼滅金呢？其實說穿了還是趁火打劫，不過不是幫著女真去打遼國，而是等女真起兵，遼國屢敗之後，大宋藉著和遼國友好盟邦的名義，提出借兵給遼國平滅女真叛亂，條件則是遼國須將燕雲等州交還給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