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秋波。說實話，他對應聘北大並不是很有興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請客時，他有意拖來了李守常。他剛在今年年初將《甲寅》雜誌改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協助主編。今後與北大和《新青年》的許多瑣事，守常可以幫他多分擔一些。

陳獨秀幾杯酒下肚，眼睛便有點潮溼起來。

他彷彿又看見了那一望無際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後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氣候異常燥熱。隨著幾聲汽笛的鳴叫，一艘外國海輪由上海碼頭起錨向異國東瀛駛去。幾天來，船上的乘客都會驚奇地發現，一位神情悲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顧海水蒸發起來的熱浪，倚舷佇立，長久地凝視著遠方。遠方是一望無際的海水，暗綠色的水面與遠處湛藍的天際連成一色，讓人浮想聯翩，讓人心曠神。冶，讓人的心胸也似乎變得像大海般地寬廣起來這是他一生最沮喪失望的時候，“二次革命”的失敗使他泯滅了對孫文軍事鬥爭的幻想。也就在兩個月前，章士釗在東京創辦了《甲寅》雜誌，幾次來信相邀老友前去協助，面對眼前蘊藏著永恆創造力的大海，想著馬上就要見到的老朋友，一種對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興奮起來。

陳獨秀動情地拉住章士釗的手，說：

“行嚴啊，多虧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國的路，否則，我是不會想到去辦《新青年》的呀。”

章士釗客氣地擺擺手，嘴角卻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不過自從仲甫來後，《甲寅》就漸漸成了皖人的清談館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陳獨秀老實不客氣地連聲應允：“是是”

當時的編輯部裡真是一派生氣，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鄉，因為陳獨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為他們的異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談資。小高一涵兩歲的易白沙雖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時卻在安慶幫助組織過青年軍，主持過陳獨秀老家的懷寧中學，所以與他這位柏文蔚的秘書長一見如故，整天有說不完的話。

一講起當年舊事，理了一個平頭的李大釗也忍不住插了進來。他看上去天庭飽滿，講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話。

“記得仲甫第一次見到我就說是我校友，當時我在早稻田大學讀書，而仲甫於光緒二十七年進的東京專門學校，就是這所大學的前身。後來談多了，又發現兩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兩歲時死了父親，不同的是我在三歲又死了母親。記得對此你很為嘆息，說原以為你苦，沒想到我比你還苦哩。不過，你當時的調子確實低沉了一點。你還記得我在《甲寅》上寫文章與你討論的事”

陳獨秀儘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處，臉還是紅

章士釗見蔡元培不解，笑著說：

“都是熟人，說出來也不妨。當時仲甫在《甲寅》上發了一篇奇文，叫《愛國心與自覺心》，認為國不像國不如亡國算了，引來很大非議。守常為了補救，也寫了一篇《厭世心與自覺心》發表。前者是對國家無望，後者是探求救國良策，這正合守常的‘奮生花之筆，揚木鋒之聲’的志向呵！”

李大釗為人忠厚，看人講話時喜歡緊抿著嘴。他見陳獨秀髮窘，忙打起圓場。

“仲甫兄只是暫時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國創辦了《青年雜誌》，令中國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說：“想不到你們早有合作，行嚴，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請來北大，邊教書邊辦《新青年》算”

眾人聽了大笑，陳獨秀也深有感觸地說：“是其實我們早已像一家人記得就在去年《青年雜誌》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滿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氣讀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為守常的浩然正氣所感動。想不到守常年齡不大，卻有如此見解。文章刊出後，為《新青年》大增光輝。我現在還背得出他在結尾時那發自內心的呼喚。‘以青春之我，建立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氣，真是萬古長青呵！”

蔡元培也是個書生意氣的人，面對著慷慨激昂的陳獨秀，他從心底裡對李大釗產生了一種傾慕之情。

李大釗被屋裡的氣氛所感染，又陷入了回憶之中。

那是東京郊外高田村一座叫“月印精舍”的簡陋民房，他和幾位友人合住在這裡。舍外蕭瑟荒蕪，惟一能引人注目的是假山邊的古剎。春天，他們喜歡在古剎前的池塘邊散步，觀賞櫻花，議論國是。就在去年春天的一日，門前池塘厚厚的冰塊終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