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菜，藉以

回籠貨幣。我們本來就是名茶館，更是義不容辭的。人們在困難年中餓壞了，連我這個素以不饞而自居的人，也想吃點好東西。媽媽也到自由市場上去遊轉，五塊錢一斤豆油，十塊錢一隻雞，看了搖頭驚呼，還是笑嘻嘻地拎一隻回來，加水煎熬，放在我愛人的面前：“吃吧，孩子，這兩年苦壞了你！”老人說這話的時候眼淚都掉下來了，其實我愛人的浮腫病早已消退。只有小女兒興高采烈，到處宣揚：“我們家今天吃了一隻雞！”好像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高價菜又把朱自冶吸引到我們的店裡來了，而且是和孔碧霞一起來的。兩個人雖然沒有套著膀子，卻是合拎著一隻大草包，一人抓住一個拎襻，想視而笑，十分親熱。那包裡裝滿了高階糖，高階餅，兩人剛剛剃過高價頭，容光煥發，喜氣洋溢，一股子高階香水味。金錢又發生作用了，那垂老的愛情當然是可以彌合的。

二十元一盆的冰糖蹄膀，朱自冶一下子便買了兩隻，分裝在兩個飯盒子裡。我和朱自冶自從拉了那趟南瓜之後，見了面都要點頭，說兩句天氣，以紀念那一段共同的經歷。困難終於過去了，店裡有了東西賣，我也覺得增添了幾分光彩。看見朱自冶來買蹄膀便和他搭話：“好呀，老顧客又回來啦！”

朱自冶也高興，笑著，拉拉我的手，可那話卻是不好聽的：“沒有辦法呀，蹄膀和冰糖自由市場上沒有，只好到你們店裡來買老虎肉！”

“噢……那你為什麼不趁熱吃，帶回去給孩子？”

“不不，你們的蹄膀沒燒透，不入味。我們帶回家去再燒一下，再用半斤雞毛菜墊底，鮮紅碧綠，裝在雪白的瓷盤裡，那才具備了色香味。你們的菜呀，還差得遠呢！”

我聽了有點懊喪了，當年不該把南瓜分給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訓，決不把這股氣擴散到別人的頭上去。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供應情況又和大躍進之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於炒蝦仁，使人對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記憶，人總不能老是後悔。可這恢復工作比我當初的改革要困難百倍，從精細到粗放，從嚴格到馬虎，從緊張到懶散，從謙遜到無理，都是比較容易的，要它逆轉可得費點勁兒哩！

包坤年早就不當“店小二”了，這是在我的啟發下改變的。他的行政職務雖然還是服務員（對此他很有意見），服務的時候卻像個會議的主持人，高坐在那會場似的店堂裡。吃客擁進店堂的時候他便高聲大喊：“喂喂，不要亂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滿！聽見沒有，你為什麼一個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請你來一下。”

“要點菜嗎？看黑板，都寫著咧。”

“同志，我想要兩隻蘇州名菜。”

“名菜？每一隻菜都有名字，寫得清清楚楚的。”

幾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們是來吃飯的，不是來受氣的！”我忙著給人家賠不是，同時抓緊時間開會，做思想工作，訂服務公約，批評別人，檢查自己。還得感謝我們蘇州的滑稽藝術家張幻爾（願他安息）。他那時編演了一個滑稽戲，名叫《滿意不滿意》。這戲還真幫了我不少忙，我還請他到店裡來做了一次報告，他的報告比我的報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頓，沒有收錢，是在宣傳費用中報銷的。

以上種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說我是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傷天害理地強迫革命群眾去服侍城市裡的老爺！張幻爾的那一頓飯也不是好吃的，他陪著我狠狠地被鬥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頭頭了，對準著我造反。他那時有一種錯覺，認為打倒了局長便可以當局長，打倒了經理便可以當經理。局長已經被人家搶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點，馬馬虎虎地先當個經理。包坤年確實也具備了各種對我造反的條件：歷史清白，一貫擁護革命路線，最最難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過我的復辟行為，遭到過我的殘酷打擊！這話也並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評過他，他那名菜都有名字的妙語，還被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引用過，雖然沒有點名，總會有點壓力。所以他在控訴我的罪行時總是義憤填膺，熱淚盈眶：“那時候黑雲壓城城欲摧，我勢單力薄，孤軍奮鬥，只好暫時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經常在店堂裡看小說，詞兒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對我的情況十分熟悉，重磅炸彈都捏在他手裡。那時候他老是跟著我轉，我也把他當作左右手，可算是無話不談的。諸如我小時候曾經幫朱自冶買過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給錢等等。有些話是為了說明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