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處，恢復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號，與民國脫離，受某國之保護，第二步

再實施與某被合併國家同樣之辦法。

這個文章後面又說：“此次溥儀之恐慌與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嚇，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遠之計劃”，“其目前之優待，供應一切，情願破鈔，侍從人員，某國個個皆買其歡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寵，為將來之機械也”。這些實在話，在當時我的眼裡，都一律成了誣衊、陷害，是為了把我騙回去加以迫害的陰謀。當時有些文章，顯然其作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例如下面《京報》的一篇短評，或者還是一位講究封建忠義之士的手筆，對我的利益表現了關心，說的又是實在事：

遺老與愛新覺羅氏有何仇恨

胡為必使傾家敗產而後快？

點查清官之結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數業已抵賣，即歷代之金寶金冊皆

在抵押中，雖以細人非至極窮，尚或不至賣其飼廟墳墓之碑額，奈何以煌

煌歷代皇后金冊，亦落於大腹長袖者手？……吾敬為一班忠臣設計，應各

激發忠義，為故主之遺嗣圖安寧，勿徒囗囗自詡，以供市井覓利者流大得

其便宜貨，使來路不明之陳設品遍置堂室也。看了這樣的文章，我已經不

是像在宮裡時那樣，感到內務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

評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在我心裡引

起的反應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裡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腳踏車外遊（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了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慾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下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樣，重新回到這裡來。“再見！”我低低地說了這兩個雙關含意的字，然後跳上車子疾駛而去……

在使館的三個月裡，我日日接觸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下，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呆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須出洋到日本去。

使館對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援。公使正面不做什麼表示，而池部書記宮公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羅振玉在他的自傳《集寥編》中提過這個池部，他說：“予自隨待人使館後，見池部君為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

關於鄭孝胥和羅振玉這兩位“寵臣”的事，這裡要補述一下。這時以我為目標的爭奪戰，在日使館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次是以鄭孝胥的失敗和羅振玉的勝利而收場的。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志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師半友，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鄭孝胥是冷淡下來了，而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羅振玉在我面前並沒有十分激烈地攻擊鄭孝胥，他多數時間是講他自己，而這樣做法比攻擊別人的效果還大。我從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中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據羅振玉自己說，段祺瑞從天津發出反對馮玉祥趕我出宮的電報，乃是他的活動結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營的準備。後來北府門前國民軍的撤走，據他說也是他找執政府交涉的結果。甚至我到東交民巷前決定的“先隨便出入，示人以無他”的計策，也是他事先授給陳寶琛的。

羅振玉後來在《集家編》中，關於我進日本使館的這一段，對鄭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敘述我進日本使館後的情形時，說了一句：“自謂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