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叫她放心，他們將打電話告訴瀋陽照應她們。這個簡單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淵明說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胸懷，在今天已不是少數人的胸懷。我更想起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在今天也已成為現實。我現在所邁進的社會，我現在所參加的行列，原來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來到祖國的首都。這是我別離了三十五年的故鄉。在輝煌壯麗的北京站臺上，我看見了三年多不見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見的四弟。我和他們緊緊地握著手，聽到叫喊“大哥”的聲音。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們從來沒對我叫過的稱呼。我從這一聲稱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開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別了伴隨我們來的李科員，也告別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們同所的蔣介石集團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戰犯之一（連我和前偽滿將官郭文林，撫順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來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給我提起那隻黑皮箱，五妹和老萬走在我兩旁，我們一起走出站臺。在站外，我對著站臺大鐘，掏出我的懷錶。離開撫順前，所長從我獻交給政府的那堆東西里面揀出這隻表，叫我收下，我說這是我從前用剝削的錢買的，我不能要。所長說現在是人民給你的，你收下吧！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從父親家裡逃人東交民巷那天，為了擺脫張文治，在烏利文洋行想主意時買的那隻法國金錶。從那一刻起，開始了我的可恥的歷史。如今，我讓它也開始一個新生命，用北京的時間，撥正了它的指標。

所長髮給我這隻表的那天，對我們蒙赦的十個人說，你們回到了家，見了鄉親們和家裡的人，應該給他們道個歉，因為過去對不起他們。他說：“我相信，家鄉的人會原諒你們，只要你們好好地做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我到了五妹和老萬的家裡，所長的話完全證實了，同院的每個人對我都是和藹可親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這些鄰居們一起做點什麼，我看到有人拿著笤帚去掃衚衕，就參加了打掃。我一直掃到衚衕口，回來的時候，找不著家門了，結果走進一個陌生的人家。這家人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便十分熱情地把我送了回來，並且告訴我用不著道謝，說“咱們還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會里幫這點忙又算什麼呀！”

我還見到了七叔七嬸，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們。我從七叔這裡知道了家族最新的興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少數民族地區視察情況的發言。我聽到了亻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給我寫的字。他的書法造詣確實又達到了新的水平。我還欣賞了亻間五哥的花鳥新作。我去看了二妹，這時她已辦起了街道託兒所，據現任郵電部門工程師的二妹夫說，二妹現在忙得連頭暈的老病也沒有了。三妹夫婦，四妹、六妹夫婦，七妹夫婦，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婦在區政協正參加學習，四妹在故宮檔案部門工作，六妹夫婦是一對畫家，七妹夫婦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動人心的則是第二代。過春節的那天，數不清的紅領巾擁滿了七叔的屋裡屋外。在已經成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見到了立過功勳的前志願軍戰士、北京女子摩托車冠軍、登山隊隊長、醫生。護士、教師、汽車司機。更多的是正在學著各種專業的和讀著中學的學生。這裡面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而其餘的人無一例外都在爭取獲得這個光榮的稱號。這些成長起來的青年，又是那些帶紅領巾的弟弟妹妹們心目中的榜樣。

我還會見了許多舊時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臥榻上和我見了面。他是文史館的館員，因為老病，說話已不清楚。他見了我，面容似乎還有點拘謹的嚴肅，掙扎著要起來。我拉著他的手說：“你是老人而且有病，應該躺著休息。我們是新社會的人，現在的關係才是最正常的關係。等你好了，一塊為人民服務。”他臉上拘謹的神色消失了，向我點頭微笑，說：“我跟著你走。”我說：“我跟著共產黨走。”他說：“我也跟著共產黨走。”我更見到了當過太監的老朋友，知道了他們許多人的近況。他們正在民政局為他們專辦的養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見到的人差不多都說：“你回來了，要到各處去看看，你還沒逛過北京呢！”我說：“我先去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我是早已從電影、報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從銀幕上看到過舉著各項建設成績標牌的遊行隊伍，在這裡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還看到過這裡節日的狂歡活動。我從報刊上還看到過交通民警在這裡領著幼兒院的孩子們過馬路，看到過停在這裡的“紅旗”牌和“東風”牌小轎車。我知道了人民大會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個月之內完工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