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確立這個事實，事實是，生活是商品，附帶一張提貨單，我想要吃的東西比我這個吃者更重要，一個吃一個，因而吃這個動詞當家做了主人。在吃的行為中，主人的地位暫時受侵擾，正義暫時被擊敗。盤子與盤中物，透過腸部器官的巨大作用，控制了人們的注意力，統一了精神，先是催眠，然後慢慢吞入，然後咀嚼，然後吸收。精神方面的存在像泡沫一般消失了，絕對未留下它經過的證據或痕跡，它消失了，用數學的語言說，它甚至比空間的一點消失得更徹底。那種明天也許會回來的狂熱同生活的關係，就像溫度計裡的水銀同熱的關係一樣。狂熱不會把生活變成熱量，這應該是已經證明了的，因而狂熱便奉獻了肉丸和義大利麵條。成千上萬人咀爵時你也咀嚼，每一次咀嚼都是一個兇殺行為，造成了一種必然的社會傾向，你帶著這種傾向往窗外看，看到甚至人類也會被正當地屠殺、致殘、餓死，受折磨之苦，因為一邊咀嚼的時候，你穿著衣服坐在椅子上，用餐巾擦嘴，僅僅這樣的優勢，就使你能夠理解最聰明的人從來未能理解的事情，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聰明人卻往往不屑於使用椅子、衣服或餐巾。於是人們每天在規定時間匆匆忙忙走過一條叫做百老匯的街道，這道穴一樣的裂縫，尋求這，尋求那，確立這，確立那，這正是數學家、邏輯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等等的方法。證據是事實，而除了那些確立事實的人所賦予事實的東西之外，事實沒有任何意義。

吞下肉丸，小心翼翼地把紙巾扔在地板上，打了幾個飽嗝，不知道原因和去處，我來到外面街上二十四克拉鑽石般的照人光彩中，同一幫去看戲的人在一起。這一次，我跟隨一個拿著手風琴的盲人，走過了幾條街。我不時坐在門前的臺階上聽一曲詠歎調。聽歌劇的時候，音樂沒有意義；在這條街上，它卻有著真正的瘋狂性，強烈地震撼人心。陪伴盲人的那個女人手裡拿著一隻錫杯；他像這隻錫杯，像這威爾第威爾第（1813—1901）：義大利著名歌劇作曲家。——譯者的音樂，像大都會歌劇院一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每件事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當他們被加到一塊兒的時候，卻莫名其妙地不是生活了。我自問，什麼時候是生活？為什麼現在不是？盲人繼續往前走，我坐在臺階上不動彈。肉丸是腐爛的，咖啡是劣質的，黃油臭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腐爛、劣質、發臭的。這條街就像一股臭味；下一條街，再下一條街，再下下一條街，全都一樣。在拐角處，盲人又停下來，演奏了“回山區老家”。我在口袋裡發現一塊口香糖——我嚼起來。我為嚼而嚼。絕對沒有什麼比做些什麼事更好的了，除非是作決定，而這是不可能的。臺階上很舒服，沒有人來煩我。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我有所屬，我無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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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迴歸線》第八章（1）

我出神地在臺階上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每當我有一會兒時間來獨自思考時，總是得出同樣的結論。我不是必須馬上回家，開始寫作，就是必須出走，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著手寫一本書的想法嚇壞了我：有這麼多東西要講，我都無從入手。出走，一切從頭再來的想法也同樣嚇人：這意味著像一個黑鬼一樣工作，從而能勉強維持生活。對一個像我這樣脾氣的人來說，世界就是這副樣子，絕對沒有希望，沒有出路。即使我能寫我想要寫的書，也沒有人會接受它——我太瞭解我的國人了。即使我能重新開始也沒有用，因為我根本不想工作，不想成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我坐在那裡凝視馬路對面的房子。像街上所有其他房子一樣，它不顯得醜陋而無意義，而且由於這樣專心致志的凝視，它突然變得荒誕不經。用那種特別方式來建立一個藏身之地的想法，我感到是絕對瘋了。我感到這城市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瘋狂，它周圍的一切：陰溝、高架鐵路、投幣機器、報紙、電話、警察、球形門把、低檔旅館、電影、手紙、一切。這一切沒有也行，地球照轉不誤。我看著從我身邊擦身而過的人們，想了解是否碰巧他們當中會有一個人會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我攔住其中一位，就問他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如我突然對他說：“你為什麼繼續像你現在這樣生活？”他也許會叫警察。我自問——任何人都像我這樣同自己說話嗎？我自問是否自己出了什麼毛病？我惟一能得出的結論是：我與眾不同。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管你怎麼來看。亨利，我自言自語，慢慢從臺階上起來，伸個懶腰，撣一撣褲子，吐掉了口香糖，亨利，我自言自語，你還年輕，你只是一隻童子雞，如果你讓他們用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