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莊士敦那裡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後一些時間。我還記得，他同時還講過許多其他關於張作霖活動復辟的傳說。大概這類訊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我對上面這條訊息印象特別深刻，它使我從心底感到了欣喜，我從而也明白了為什麼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麼端康“千秋”時張景惠夾在王公大臣中間去磕頭，為什麼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多久，掃興的事就來了：直奉兩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雙方開起火來了。結果奉軍失利，跑出了山海關。

令人不安的訊息接連而至：徐世昌忽然下臺；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勳復辟時被趕下臺的黎元洪，二次當了總統。紫禁城裡發生了新的驚慌，王公大臣們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好，英國公使館可以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裡面去。同時還和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商議好，可以容納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難。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與其躲到外國使館，還不如索性到外國去。我向莊士敦提出，請他立即帶我出洋。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所以這位英國師傅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麼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待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勝負和東交民巷的關係。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作罷。後來時局穩定了下來，沒有人再提出洋，就連避難問題也不提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小朝廷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聲望日高的直系首領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後來到我身邊來的鄭孝胥，此時向我獻過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遊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整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離，沒有明白的表示。後來康有為又去遊說他，也沒得到肯定的答覆。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兩系之間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佈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塗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這幾年滄海白雲之間，小朝廷裡王公大臣們的心情變化，並不完全一樣。表現最為消極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了巴復辟起，越來越洩氣，後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復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他又說：“就算王公出不了亂子，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個什麼結局。”他的主張，是讓我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跑到老丈人家裡去過日子。世續死於我結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問事了，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裡，只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是“優待條件”。因為保住了這個東西，就等於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願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願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思不盡的。

處於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麼感到興趣。他並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軍人火併到最後，民國垮了臺，出現“天與人歸”的局勢。因此，在張勳失敗後，他總是翻來覆去地給我講《孟子》裡的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