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加入中國教育會，讀書寫作、在同輩間剛嶄露頭角的青年時期，柳後來言詞激烈，思想極端的性格缺陷事實上早已暴露得相當充分，並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試。當時他好像特別熱衷與他的朋友們談論暴力問題和各種舶來主義。結結巴巴的嗓音猶如鄉鎮節日的鞭炮聲，炸響在分湖深秋或初春那些沉悶的夜晚。而短小、精幹的軀體卻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給尚淫浸在漫漫長夜中的二十世紀初的江南小鎮帶來最初的曙色。是的，柳亞子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沒遮攔的言詞風格，確實天生具有某種與火焰性質相同的內涵與外形，這一點不僅為他的朋友，甚至為他的敵人所樂於承認。然而，由於他的理智無法為他的身體在內部安裝一個必要的控制樞紐，這團熊熊燃燒的烈火在給別人送去溫暖與熱情的同時，有時也時常會因火勢過猛或溫度太高，從而產生不必要的傷害。例如南社同人汪旭初就曾記有一段他與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柳）性率直無城府，喜怒譭譽，皆由中發。初每以臥龍（諸葛亮）況餘，及論事不合，則於報端著文詆餘：‘卿本佳人，何苦作賊？”’。相比汪的先譽後毀，詩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為不幸。“林庚白參加南社，常到亞子寓所談天。一日，論詩不合，爭鬧起來，亞子大發脾氣，舉起一棒，向庚白擲去，庚白逃，亞子追，環走室中。亞子高度近視，行動不便，大聲叫罵。他的夫人鄭佩宜聽到了，阻擋了亞子，庚白才得溜走。”（鄭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亞子》）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柳亞子的牢騷（4）

成功地參與組織籌建南社、並出任首任書記，是柳亞子一生中都值得驕傲的事件。蘇州虎丘效仿復社前輩*的那次匆匆聚集，標誌著這個志高才大的鄉村秀才，從此開始正式在國人的文化和政治視線中亮相。儘管山塘的畫舫笙歌與分湖的漁舟村笛景色殊異，但由於大部分準備工作始於此地，加上中國文人所獨擅的成名後喜歡對家鄉景物誇大其辭的慣用手法，因此後者在柳的筆下難免一直有著類似孔明的隆中，嚴光的富春江，毛澤東的井岡山那樣的傳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響柳愛屋及烏地將它說成是“吳越間巨浸”。前不久當我在那裡實地踏勘，懷古憑弔，對這一點的印象應該說尤為深刻。當然，同樣讓人感觸良深的也許還有這座位於蘇南經濟開發區中樞的知名小鎮、與周圍城鄉熱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極不相諧的那種落後與清貧。當晚投宿柳故宅周壽恩堂隔壁那家據說是全鎮惟一的旅館，當我被告知最好的雙人間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個鋪位時，著實吃驚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關掉必須用一根牙籤才能轉換頻道的電視機，枕著遠處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夢以前，我終於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質而言只是一位傳統文人而絕非政治家這樣的武斷結論。

南社對柳的脫穎而出所起的作用猶如舞臺之於演員，這一點現在已經可以取得共識。一幫地方文人偶然興會所至、詩酒*，竟始料未及地讓他們中間那位素懷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輕人迅速走紅。與此同時，另一出爭奪社內領導權的鬧劇，臺上臺下也正緊鑼密鼓地在加緊進行之中。有跡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籌劃、準備階段，柳對未來組織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種大膽的設想。而作為共同發起人的陳去病的謙讓與高天梅的臨時因故缺席，顯得更像是天賜良機或西學概念上的“運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國，由於知識階層一向恪於溫良恭儉讓的古訓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於自我炒作的人不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贏得公眾的欽佩與推崇。儘管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柳當年在權力領域裡的一番作為還遠稱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兩件事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做得相當漂亮，一是借論詩觀點不合突然表現出的那場嚎啕大哭，讓同道中人初次領教了他死纏爛打的獨門功夫。二是不失時機對自己社內的主要政治對手高天梅別有用心地攻擊，會前會後均公開揚言“虎丘雅集有危險的可能，於是天梅杜門避增檄不來了”。事實證明，這些有力措施對當時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主要領導地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這麼做對曾經作為他政治老師的陳與高來說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幾十年後出版的《南社史料》一書在談到這一事件時，作者尚為之忿忿不平，並駁斥道：“亞子這句話，未免把天梅說得太膽怯了”。他所持的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當時與會者中的諸貞壯、胡粟長兩位均為江蘇巡撫旗人瑞方幕中紅人，如果說真的要有什麼風險與政治壓力的話，諸、胡二位又何以會毫無顧忌，欣然赴會？

不幸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