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

對於中國，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預言都僅僅是猜想而已。WTO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

事實上，開始於一九九八年的“國退民進”便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

對於另外一個利益集團——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加入WTO也同樣意味著戰略的重大調整。

一是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它們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準壟斷領域。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選擇資源性的、與政府關聯緊密、資本投入較大的領域，如能源、金融、電信等，然而它們在中國的戰略卻全然不同。

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和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和生產洗髮水的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

很多歐美經濟學家對此頗為不解，一般給出的解釋就是，跨國公司在一開始都從人口的數量上來想象中國市場，而國內企業又都不堪一擊；其次，這些外國人還不知道如何跟計劃體制中的政府官員建立關係，也不知道如何透過影響中央政策來博取利益。

但是十多年之後，這種情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殺得難分難解的跨國企業，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很可能全軍覆沒，因而他們開始轉入資源性行業，獲得了優先的投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