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別人愛我、關心我，正如我愛別人、關心別人一樣。”

女人、婚姻與關係

只是在過去一代人中，女人們自立運動才意味著離開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時期，除了少數婦女，對於所有人而言離家都意味著出嫁。與大多數男人不同，大多數女人還繼續把走入外在世界與形成某些依戀等同起來。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甚至當一個人還是單身，僅僅在預期未來關係的時候，男人們常常用“我”的口氣說話；而女性對自我的敘述總傾向於用“我們”的口氣表達。上述引語中一望便知的“個體化言語”被暗度陳倉的“我們”所修飾改變了；正是那種人要“愛和照顧”，並從“我”之中塑造出“我們”。

與今天那些更年輕的年齡群體之中的人相反，較年長的婦女們對於性的經驗幾乎總是納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談論的人並未結婚。艾米莉·漢柯克在80年代後期研究了20名美國婦女的生活檔案記錄，這些婦女出身於不同的階層，年齡在20～75歲之間，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還有些是離異或寡居。在她們看來，婚姻是一個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體驗——雖然許多人必須向後回溯重構她們的過去，因為在她們第一次結婚時，對婚姻的認識與今日有天壤之別。

讓我們對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漢柯克採訪她時，她39歲。汶蒂的生活履歷證明，部分由於外在世界的變化，部分由於她本人必須克服的個人生活危機和生活變遷，從而產生了一種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識。汶蒂出生於新英格蘭一個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嚴格遵循的行為法則是“行為正當舉止得體”，她是4個孩子中最年長的大姐。她用嫁人的辦法來掙脫父母的嚴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動、非常有意識，她是以跟人私奔來完成其壯舉的（“私奔”經過幾十年後已成了一個古字）。汶蒂認為結婚與進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認為；婚姻就是“再造繭蛹，同時又使你再蛻變為一隻完美的蝴蝶”。

對她未來丈夫的依戀促進了她的獨立性，至少，在她看來事情是這樣的：“與一個新的人建立這種關係，是我採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獨立意義的行動，從這裡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為也是一種假設的物質上的依託。“我想，不結婚才是更加激進，但這決不會是我的選擇，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是個未婚的人，這是肯定無疑的。”她不想只當一位家庭主婦，因此決定不會像她自己的母？那樣過著一種褊狹的生活，因為那種生活的最高關懷永遠是家庭——是鍋前灶後。汶蒂當上了中學教師，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當她身懷六甲成了準母？的時候也沒有辭去工作，而是改為半日制教學。

後來，她丈夫在一次偶發的事故中喪生，她經歷著人生最嚴重的危機，喪失了作為一個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這個事故不僅是生離死別，而且還是失落依戀。她的安穩感與成就感原以這種依戀為基礎，因而，失落依戀成為一種心理創傷。儘管仍要哺育愛子，她還是感到“一下子被拋回到少年時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們共同生活；她認識到自己為了一種整體感而多麼依靠著婚姻，因而成功地謝絕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樣，完全是由愛情而發，最後水到渠成，所以梅開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復歸”的構成要素。但是這時，她已經比初婚的時候具有更寬闊的視界：“帶著一種產生於災難與混亂中的自我意識去做事，這有助於你認識到自己的潛能，你可以像一個雕塑家那樣把它更清晰地刻畫出來。”汶蒂跟第二個丈夫又生了幾個小孩；她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繼續在她的工作中獲得滿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職業成就。

與汶蒂相比較，海倫的經歷完全不同，當她接受研究者測試時，已49歲。在她成長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極端“缺乏自信，幾乎到了一種心理變態的程度”。在大學裡，她碰上了一位事業有成、頗有名氣的教授，並和他結了婚。為了結婚而甘願輟學、放棄自己的大學生活，她的自我價值感基本上依賴著丈夫的抱負與功名。正如她後來說的，她管理著他的生活，就像一個“僕人”或者“管家”。當她丈夫宣佈要跟她離婚時，他們正生活在大學住宅區；由於他具有專業職位，她必須離開；帶著孩子到別處生活。和汶蒂不一樣，海倫的父母沒有邀請她回家，也沒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聲援和物質上的資助。

首先是被絕望所壓倒，其次又為孤獨所折磨，海倫最終想回到大學，半工半讀而完成學業。她始終認定自己無可救藥，處在“勞動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