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帝王。

從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滿人成功，端在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他們在17世紀給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時的漢人反而一籌莫展。朱明王朝業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數度勸誘崇禎帝禪讓，而由新朝廷給他封王，可是始終沒有成功。如果誥天之明命，除舊佈新，傳到民變的首領頭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諾，則事實顯然；可是朱由檢寧死而不屈，他的遺囑在群眾心裡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給李自成的打擊力量不亞於他自己投繯的繩索。他自殺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明代遺民能夠臣仕於李自成，而能不感覺廉恥喪盡，良心有虧。

在實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財政上的改組，即已使帝國的府庫充實，這也無非是嚴格執行明朝留下來的法律，有如張居正執政時。李自成既使稱為賊，即很難不用暴力而能獲得同樣的成果。

這樣一來，明朝亡國遺老就進退兩難了。傳統上孟子的原則，只要民情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為問題。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藉。可是依照當日習慣，消極的承受就是變節，於是也免不了內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緊張的心境裡，名士吳梅村才寫下了一首抒情詩，指出當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個漂亮的女人。

有了這些複雜的穿插，反滿情緒也不能一時平息。抗命於新朝的人士感覺到一生的名譽與對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區分。有些覺得做人的大節在此時受到考驗，有些在故居本地舉兵的，可能覺得保衛鄉土事關自已的身家財產，這也與做烈士的動機有關。

在長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於薙髮令。對男子的理髮作規定，原來是中國的老傳統，明代即規定頭髮挽轡，以針插在腦後；滿洲人則將頭髮之前部及於腦頂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國男子一律照辦，限10天之內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漢人越覺得薙髮為一種被奴辱的處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態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國的出處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間全靠剃頭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學士私下裡議論這政策，立即被判殺頭罪，只因他與皇室接近霑恩以絞死執行。究竟有多少人決定寧死不願在這命令之前屈服，無從什算，因為這薙髮的問題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為一體。

滿清另一個不榮譽的政策，為大興文字獄。任何印刷檔案如有謀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並將情節奏呈御前。極少數例子，撰文者會直率地提出他們忠於朱明王朝，多數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從側面後面看來則似有對新朝廷不滿的嫌疑，例如有諷刺性的詩句、被禁止的字型、非正規的辭語、諧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項檔案被認為有謀反的罪名，不僅作者和出資贊助者被懲罰，也連累到讀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書者。在最嚴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遲處死，家屬被判死刑，或流放，或發放為奴。即犯者雖已身故也剖棺割屍。當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連好幾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為無罪而開釋。這類文字獄斷斷續續地執行到清鎮的前半期間，直到18世紀末年才停止。

然則所有殘酷生事的地方，抵不過各處近代史裡提及的民族間的緊張。因著漢滿兩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們想到現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在現代社會里，文化上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利害，使每個人切身感到集體之間在對外態度上有其獨特之處，如因外界的干預而使這些社會價值有劇烈的改變，必招致強烈的大規模反動。在17、18世紀時，滿清無意將中國傳統作大規模更動，漢人也未曾覺得他們的文物制度整個地被威脅，所以受激動的仍在全人口中佔極少數。

清初盛世

對大多數的民眾講，這一個半世紀（大概自清朝入關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滿清最初的4個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順治（本名為福臨，在位於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極，初時由叔父多爾袞執政。順治宗教思想濃厚，他既受耶穌會教士湯若望的影響，也對佛教極感興趣。康熙（本名玄燁，在位於1662年至1722年）在各項標準上，符合了傳統中國所謂內聖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決斷力。他在國內主持大政，也帶兵領將馳騁於邊疆。在位61年，也正是滿清在中國鞏固其統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會忘記，當南巡的時侯，船泊於鄉間，而皇帝燈下讀書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禎，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卻嚴刻而有心計。他在這時注重紀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間的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