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傳統中國，就只能陷於王朝更替的“歷史週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曾經強盛的王朝為什麼會崩潰？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認為這是行苛政、惡政、暴政而不行善政、德政、仁政的結果。苛徵暴斂的惡政激起大規模社會反抗是人們在中國歷史中容易看到的一種現象，也是容易為惡政做註腳的現象。但是，歷史遠非如此簡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宣佈“永不加賦”，那麼為什麼還有後來的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和辛亥革命？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容易回答，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就有人給出了答案。該年一個名叫許承宣的官員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國未久的大清帝國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今日之商賈……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請禁額外苛徵疏》，《皇清奏議》卷二十一）由於“亞財政”制度的存在，老百姓不僅要負擔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所要求的賦稅，還要負擔並非國家正式財政制度要求的“賦外之賦”、“稅外之稅”。按照帝國的正式規定，正式賦稅並不高得讓人難以承受，相反，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比如農業稅率一般不高於百分之十，低者甚至不到百分之一，商業稅率是“三十稅一”或“值百抽五”，如果加上“永不加賦”的動聽承諾，那麼人們似乎可以生活在蜜罐裡了。可是事實卻是另一個樣子，帝國時代的老百姓始終很苦，苦的原因就在於存在“賦外之賦”、“稅外之稅”。由於傳統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小農經濟有自己獨特的經濟規律，其重要表現就是農業生產剩餘極其有限，這導致了農民的稅負能力很差。所以儘管國家正式賦稅的負擔可能還不是很重，但由於存在“亞財政”，而且“亞財政”的總體規模常常要比國家正式財政的規模還要大，正式負擔加上“賦外之賦”、“稅外之稅”，就可能超過中國傳統農業經濟所能承受的極限，成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透過合法渠道取締“賦外之賦”、“稅外之稅”，但歷史證明這些努力都是無效的，即使一時被取締，不久後又會死灰復燃，並且超過原來的水平。——這就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合法渠道走不通，最後只能透過不合法的途徑來解決，社會動盪由此而生，中國式王朝更替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為了尋求擺脫王朝更替“週期率”的答案曾經搜尋枯腸，他們能夠想到的最佳答案是仁政（善政、德政），也就是所謂“以德治國”。這一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啟超看得很透徹。梁啟超說：儒家論仁政“只能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說到底，他們論證的只是理應施行仁政，而對不施行仁政應該怎麼辦卻束手無策。既如此，現實就如同清代的民間諺語所說的那樣——“關無善政”，稅關從來沒有善政，中國歷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沒有善政的一個表現，是無法限制“亞財政”現象。

中文“財政”這個詞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人創造出來的。日本人創造“財政”這個詞，借用了兩個中文字——“財”和“政”。“財”是財富，“政”是政治。所以“財政”就是“關於財富的政治”。“財富”包含著創造財富和享有財富兩層意思。創造財富屬於生產，享有財富事關分配。財富由誰創造，又由誰享有，這其實是人類社會最核心的問題，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內容。由於分配可以影響生產，當財富分配製度不公時，生產就失去動力，進而使整個社會停滯不前、衰弱落後。中國歷史上的“亞財政”制度，是一種“關於非正當財富的政治”，它使社會財富做了扭曲性的、不正當的分配，它所導致的後果，一方面是生活中“潛規則”盛行，一方面是當這種不正當的財富分配過於嚴重的時候，社會就有動盪的危險。一個國家，如果要真正強盛，它就必須解決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為社會成員出於自身福利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和平臺。有了這樣的機制和平臺，社會就有活力，國家就能強盛，否則，就無法擺脫“歷史週期率”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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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換算說明

本書中提到的銀子等古代貨幣，由於其購買力因所處的歷史時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換算成現在的貨幣，就難以給出具體的印象。為此，需要做古今貨幣的轉換。本書採用了按米價折算的方式，因為中國古代的米價最能體現銀子等貨幣的購買力的真實水平。

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的研究表明，歐洲古代的物價，基本上是和小麥價格的變動趨勢相吻合的。這也就是說，在古代的歐洲，小麥的價格最能體現物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