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說一個是字，林書記的臉色陡然一沉，接著就用一種威嚴的口吻說：“想不到南山墾殖場還有你這樣一個人物！黨委決定了的事情，你上串下跳要推翻黨委的決定，企圖牽著黨委的鼻子走。這就是階級鬥爭！你知道你是什麼人嗎？”接著，林書記就從我的反動家庭出身，數落到糟糕的現實表現；再從文化大革命的斑斑劣跡，數落到不可饒恕的三反罪行……。這段話雖不長，卻把我勾勒成了一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魔鬼式的大壞蛋。

我心裡明白，這決不是林書記的語言。一個剛來不滿十天，連“金成”這個名字都是剛從別人口中才得知的新領導，怎麼可能把一個普通工人的“政治歷史”，“劣跡罪行”如數家珍？對於林書記的複述――我只能把林‘書記的這段話用“複述”二字代言之，我靜靜地聽著，這不僅僅是出於對一位新領導的尊重，更想看一看那個居心叵測的人到底給我潑了多少髒水。

林書記說完，我本想逐一申辯，但又覺得沒有必要。於是我換了一個角度說：“林書記，如果不是別人告訴你，你連南山有沒有‘金成’這個人都不知道。顯然書記剛才對我的評判全是別人的語言。我知道這個人是誰，就是畢可風！……。”我在這裡說得很直率，但我儘量壓抑自己的憤怒，說話的語氣還是比較平緩和理智。

林書記不至可否地說：“他對你有成見？”

“我不知道，我好象從來也沒得罪過他。”

“那他為什麼對你這樣？”

林書記的話很平實，沒有半點官腔。我想，在書記面前，我不應有什麼顧慮和保留，該說的就要向書記表個清楚明白。於是，我接過書記的提問，談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對我這樣，但我知道他想怎麼樣。看架勢，他是想利用你林書記初來，情況不熟，借這次文藝匯演的一點枝節問題，無限上綱，再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把我搞臭。但我不怕，香的搞不臭，臭的說不成香。林書記，我今天要到場部等他回來。他把我金成說成劣跡斑斑，罪惡累累，我看他能拿出多少真憑實據。我還要當著書記的面揭一揭他的那些臭名昭著的醜事。請你書記當場作個評判，今後你也可以在南山的幹部群眾中瞭解瞭解，是我金成臭不可聞，還是他臭氣熏天？……。”

雖然林書記與我只是在非正常情下的初相識，但看得出來，這位新書記不是一個慣於心高氣傲的官僚主義者。他面對我的無所顧忌，聽著我的滔滔不絕，他不但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官官相護，也沒有表現出對一個“聲名狼藉”的平民百姓的無視和反感。卻平靜隨和地說出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話：“他是領導，你何必與他正面衝突呢？我初來乍到，是不太瞭解情況……。你先回去，一次匯演沒參加有什麼想不開的，其他問題我會放在心裡。我們早晚會了解清楚的，你要相信黨委。”

聽了林書記的這一番話，我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再說即使我耿耿於懷又能怎麼樣呢？“一忍解千愁”，這是人生經歷恩賜給我的處世法寶。

可是，樹欲靜風不止！我能忍氣吞聲，可人家要窮追猛打，我又豈能奈何？畢場長在江背分場開涮了我一番之後，第二天又跟蹤追擊到二分場，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黨支部會議。他在會上首先通報了南山的階級鬥爭新動向。說有人上竄下跳與黨委對著幹。這個人就是你們二分場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狗崽子，文革中幕後策劃打砸搶的骨幹分子金成。接著就添油加醋地把我如何擅自到縣裡活動，妄圖推翻黨委決議等等詳細描述了一番。又聯絡我在文革中的思想行為，把我的“反動嘴臉”重新勾勒了一遍。最後號召二分場全體黨員要帶領群眾對金成這樣的階級敵人百倍警惕，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不放鬆……。一番話說得二分場上空烏雲滾滾，好象金成就要翻天了。

這種無限上綱，無限誇張的渲染之詞我聽得太多了，習以為常，雖然尖刻鋒利，如果只動動嘴皮子，倒也無關痛癢。但我瞭解畢場長是個打蛇打七寸的人，既已動手就決不會僅停留在口頭上。不過他也知道，槍斃、判刑他做不到，就是開除出場或者給個什麼行政處分，也不是那麼簡單由他一說就算。於是他果斷地作出決定並當場宣佈：不能讓金成在分場所在地，要把他調到偏遠生產隊去嚴加監管！就他目前的權力和我所犯“罪行”來看，最多他也只能辦到這個份上。

顧人思意，中央所在地是一個國家的中心，省府所在地是一個省的中心，分場所在地自然是全分場的中心。在“中心”比在邊遠佔著許多優越，如與領導接觸的機會多，活動空間大，又有食堂，生活方便，就是看場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