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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會唱小調的學生到延安“魯藝”的骨幹（2）

到了1938年4月，組織上派我和何文今、馬羽去延安學習。前面已派去了馬可等人。當時的延安是很活躍的，尤其是抗日文化活動非常活躍，你一到延安就感覺到了那個氣氛，每天都在歌唱抗日歌曲，因為大家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學生，有好多是多年未見面的，在延安卻見到了。當時延安是最革命的地方，在文藝上，延安也是那個時期最活躍的地方。例如，1938年，以“魯藝”為主在延安搞了一個戲劇節，演出的劇目有《流寇隊長》、《農村曲》、《松花江》、《達旦河》、《打虎溝》。《流寇隊長》是聯合起來演出的，演員有“魯藝”的、“抗大”的，也有“黨校”的。當時的好多戲劇，後來都成了全國劇目，包括國民黨地區的，因為國統區還沒有人寫出什麼好的劇本，就把我們的劇本拿去演出。所以，1938年的延安，是戲劇最為活躍的地方。

1938年10月，我們第二期學員畢業時，要到前方去實習，當時正趕上第二戰區去延安要人。第二戰區司令是閻錫山，副司令是朱總司令。因為我們是從山西出來的，就又把我們派到山西去了。當時，張季純在那搞了一個“文抗”，下面有幾個劇團：如民革實驗劇團，我們就去了那個劇團。劇團的幾個頭頭都是“魯藝”去的，像翟強、馬玉和我，後來又從大後方去了陳雨亭，我們演的劇目都是從延安帶去的。到了1939年，蔣介石與閻錫山掛起鉤來，要###了，氣氛比較緊張，組織上就把我們撤回了延安。我和翟強是1939年4月第一批迴去的。

回到“魯藝”後，我既不能跟著第三期學員去學習，研究室又未成立，領導讓我等一等。正好延安要搞“五一”節紀念活動，有人搞了一個活報劇，大概曲子是呂驥寫的，崔嵬導演，由我們這些老傢伙出面演出。我演一個青年工人，因為1938年在《青工曲》中我就演過一個青工。這一唱啊，就被冼星海看中了，他說：“哎！哎！你不要在戲劇系了，到我們音樂系來吧。將來我們自己搞歌劇，就不用請戲劇系幫忙了，你搞音樂吧。”我說：“我對音樂不太內行。”他說：“你不用考，直接來吧。”因為我有民歌基礎，加上嗓子好，歌唱得好，就被選中了。

到敵後去，穿越生死封鎖線（1）

到了音樂系不久，約七八月份，中央號召開闢敵後根據地。那時，根據地發展很快，要鞏固它，就必須派大批幹部去工作，因為日本人一進攻，國民黨就撤退；日本人再進攻，國民黨又撤退。由於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只能佔領交通要道，出現了大批空白地區。那裡的老百姓不知怎樣好，需要有人去工作，去建立政權，動員他們，領導他們抗日。所以說根據地發展得很快，幹部卻很少。當時幹部多集中在延安，大部分都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長征過來的人沒有多少，也就幾萬人了。抗日戰爭開始後，到延安去的都是知識分子，也都是黨的幹部、青年幹部。所以，就把“陝公”全部、“青訓班”、“工人學校”大部、“魯藝”分出一半，還有“抗大”總校的派到敵後去了。那時，只要領導一動員，誰都願意去，因為去延安就是要革命，要抗日就應該到第一線去呀。大家熱情高極了，儘管誰都知道，到敵後去是要和敵人做正面鬥爭的，但都願意去。

我們這第一批人浩浩蕩蕩出發後，還沒有過黃河，就接到通知：讓幾個學校合併成立聯合大學，叫做“華北聯合大學”。我們“魯藝”是聯合大學的文學部，“陝公”是社會科學部，還有###等。我呢，本是音樂系調出來的，過黃河後，就不讓我搞音樂了，說：“你還是搞你的戲吧。”就這樣把我拉到文工團去了，把幾個學校搞文藝活動比較有經驗的同志都集中到一起，成立了文工團。我們團在路上排了一個戲，是姚時曉寫的，叫《棋局未終》，崔嵬導演，我是主演，演一個廚師，丁裡演國民黨市長，還有胡蘇、老崔也參演了。另外，一路上還搞了些小的宣傳節目。

臨到過封鎖線時，讓我擔任設營隊長，在前面設營，就是每到一個地方，給各單位（連）分配住處。要過的封鎖線，實際是封鎖面：一條鐵路、兩條公路，還有一片平原。這一百二十里，全是敵佔區。天還未黑，就開始行動，一路上都是跑啊！很多東西都丟掉了。有些女同志跑得都喘不過氣來，有的拉著牲口尾巴跑，也有暈過去的。渴得沒有水喝，就喝牲口尿。路上不能停，如果誰掉了隊，非常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