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吏們為了生活，便只能透過各種手段想辦法斂財，於是地方官便花樣百出的推出了各種潛規則，比如說臭名昭著的折色銀，淋尖踢斛等手段便紛紛出現，讓老百姓對此是深惡痛絕。

當初朱元璋也痛恨貪官汙吏，對貪官採取了極其嚴苛的手段進行懲罰，甚至於剝皮實草，可是貪官卻怎麼都殺不絕，割韭菜一般的割一茬又一茬，貪官們也前赴後繼，繼續幹！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基層官吏可以透過各種實權斂財，高階官員自然也不甘示弱，處處伸手，到了明末崇禎年間，錦衣衛和東廠的權力被削弱之後，官員們斂財更是肆無忌憚了起來，朝廷開始的時候也不是撥不出糧餉，可是戶部撥發下去的糧餉，經過官吏和軍將們的層層盤剝之後，到當兵的手中，已經所剩無幾了，這也是明軍戰鬥力不強，另外還有大批明軍乾脆直接造反的原因之一。

大中朝既然新立，這方面的事情，便不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轍了，所以肖天健雖然手頭不寬裕，可是對於官吏和兵將們們的俸祿，卻絕不吝嗇，各級官員所定薪俸都相當高，而且減少官員之間的等級差距，讓官吏們憑藉著所領的薪俸，便足以養家餬口，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

雖然高薪養lian不見得就是治理官吏貪fu的終極辦法，可是一定程度上，也讓有點良知的官吏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橫徵暴斂中飽私囊了，再加上監察院暗訪使流動到各地監察，大中朝官吏們想要貪墨，就要冒很大的風險。

肖天健的想法很明確，老子給你們錢花，讓你們有錢花，還能過的不錯，但是如果你們這些官吏，還敢伸手的話，那麼對不起，老子再殺你們的時候，就用不著客氣了！

這也是變相的提高了官吏們的犯罪成本，既然在生活有保障的情況下，再伸手他們就先要考慮一下，一旦被抓住，抄家問斬對於他們來說值得不值得了！監察院說白了，也就是類似後世香港的廉政公署，專門收拾那些無良官吏，再加上今後推行司法獨立制度，肖天健相信透過各種手段，還是可以控制官吏貪fu的問題的。

偵捕房的設立，並不是一句話的事情，這些人不但要身手矯健，而且這些人在入職之前，全部都要先讓人對其宣講大中律，另外肖天健還下旨，重新大量刊印宋代法醫專家宋慈所著法醫專著《洗冤錄》下發地方，供各級偵捕房人員以及仵作學習之用，省的這幫傢伙都是粗人，辦出太多的蠢事。

警察的問題解決了，那麼下一步就是檢察官和法官的問題了，這一點肖天健決定從上至下進行改革，類似法院的東西，古代也不是沒有，大理寺其實就是相當於國家最高法院，所以肖天健就現在大理寺下手，令大理寺今後便執掌審判之事，名為大理寺，實質上行的便是後世的法院之職，人員也都以熟悉法學之人充任，職權獨立，不受任何人干涉，名義上只對皇帝負責，擁有完全獨立的審判權力，省的各級官員動輒就插手干涉審案之事。

而且肖天健決定，將大理寺先設定到地方的府一級地區，今後條件好了之後，再朝州縣一級鋪開。

這一下法院系統也就建立了起來，接著肖天健便又在刑部下設定了司獄系統，這個司獄古來有之，就是專司執掌牢獄之事，所以不算是新創，不過卻要在全國今後建立起專門的監獄，以供罪犯服刑之用。

犯罪的人，該殺的殺，罪大惡極之人，還是判處凌遲，這在這個時代，這種酷刑還是有存在的必要的，畢竟人權這東西，現在還沒人提出來，肖天健也認為，有些混賬東西，颳了都不解恨，所以他並未廢止凌遲之刑！另外判處死刑的，也可以斬首，罪責輕一點的也可以判絞刑，總之根據犯罪輕重，死刑方式也進行區分。

對於那些罪不至死的罪犯，就判決活刑，活刑之中，又分為徒刑和體罰之刑，體罰類的刑罰，肖天健下旨廢除了割鼻、挖眼、割耳朵、穿面這一類的酷刑，而是改為了鞭撻。

肖天健很欣賞後世新加坡的鞭刑，認為透過這樣的鞭刑，也可以懲治一些犯錯之人，讓他們體驗到犯罪的可怕，今後不敢輕易再犯，但是割掉鼻子、耳朵，就太殘酷了一些，所以他便以鞭撻之刑，替代了這些使人致殘的酷刑。

徒刑就好說了，肖天健決定，對原來的徒刑加以改善，在各地設定類似於後世的監獄，讓判刑的犯人進入到監獄之中服刑，這麼一來，可以集中罪犯，來充當免費勞役，集中起來幹一些活，比如說國家出資的修河堤、修路、開墾農場、開礦之類的事情，讓這些罪犯去幹，還是比較合適的！省的還要白花錢養活他們，勞動力是要充分的利用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