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黑色電影的話語是由巴黎的兩代知識分子共同塑造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這個形式在他們發明它不久之後就消亡了。他們討論的很多電影是由歐洲移民（主要是德國人）導演的，他們用強硬的、海明威式的對話和美國的製作水準為黑暗的情感、情緒賦予了一種魔力，而這種情感、情緒受到戰後十年歐洲大陸藝術家的推崇。特別對於法國人來說，像鮑嘉這樣的美國明星即代表了這種情緒。鮑嘉的銀幕形象（persona）總是強硬、內省、情緒壓抑，喜歡威士忌和香菸；在一定範圍內，他令人想起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時甚至被派演作家或導演的角色。於是，鮑嘉的驚悚片就是一面鏡子，歐洲的電影人能從中看到他們自己的臉。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章　一個概念的歷史（14）

28頗有意味的是，法國人在他們自己的藝術電影在國際上取得成功之後開始對黑色電影失去興趣。但是，現實主義的氛圍小說和犯罪暴力電影的風行從來不侷限於法國，也從來不會消失。例如在阿根廷，對硬派小說的狂熱一直從1946年持續到1960年，隨著哈米特、錢德勒和大衛？古迪斯（D*id　Goodis）的小說被譯為西班牙語，產生了大量的批判文學（critical　literature）。許多西歐和拉美的作家用硬漢的路數（tough　guy　vein）寫作（例如，阿根廷作家魯道夫？J。　沃爾什［Rodolfo　J。　Walsh］從1960年代開始寫黑色政治小說），而一些國家的電影製作人制作了類似於好萊塢黑色驚悚片的電影。與此同時，城市犯罪，這個美國人最喜歡的主題之一，仍然被各種各樣的政客、記者和藝術家發掘著。於是，當法語的批評術語渡洋來到英國和美國時，它產生了可觀的影響並擁有了新的詮釋者。最終，隨著老電影在電視或回顧展上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歐洲人心中的美國形象被內化在美國人自己心中了。到了1990年代，黑色電影終於獲得藝術的靈韻，變成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所說的“每個導演最喜歡的型別”［41］。

在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中，黑色電影的概念起初受惠於電影信徒與大學電影社團的興起（我本人就於1960年代末在威斯康星大學第一次看到了那些1940年代的經典）。正如J。　霍伯曼（J。　Hoberman）與喬納森？羅森鮑姆（Jonathan　Rosenbaum）所指出的那樣，在1950年代晚期，那些類似於法國電影俱樂部的非正式機構開始在紐約蔓延——尤其在東村（East　Village），黑色電影經典之作在重映劇院的上演與新興的美國地下電影（underground　cinema）的場所展映（storefront　exhibitions）互相呼應。在B大道上的查爾斯劇院（Charles　Theater）中，“埃德加？G。　烏爾默（Edgar　G。　Ulmer，《*的黎明》［The　Naked　Dawn］、《謀殺是我的使命》［Murder　Is　My　Beat］等廉價B級片的導演）與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一道受到讚美；奧遜？威爾斯的《邪惡的接觸》（Touch　of　Evil）則被捧為高於《公民凱恩》的傑作。［42］1964年，《時代》（Time）雜誌將全美國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布拉特爾劇院（Brattle　Theater）舉行的年度亨弗萊？鮑嘉節（the　annual　Humphrey　Bogart　Festival）上。像《筋疲力盡》中的貝爾蒙多（Jean�Paul　Belmondo）一樣，一代哈佛大學生都在模仿博吉（Bogey，鮑嘉的暱稱），嘴邊掛著他在電影中的臺詞，當他在《拉戈島》Key　Largo：片名為劇情發生地，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島，“key”是西班牙語“島嶼”之意。——編注的高潮戲中將子彈射入愛德華？G。　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體內時，他們大吼著：“更多！更多！更多！”霍伯曼和羅森鮑姆辛辣地評論道，那些“第三學年在國外度過”的學生對這種舉動起著煽風點火的作用（28—30）。［43］

29另類的批評家和記者激發了對黑色電影的興趣。在英國，雷蒙德？迪爾尼亞是此類作者中最有影響者之一，他在使超現實主義的趣味順應以年輕人為導向的、波普藝術（pop�art）環境的1960年代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迪爾尼亞寫過很多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