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案件中的主要嫌疑人除有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外，包括梁鴻銘、許崇智在內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胡漢民的老部下和老熟人。

登上國府主席寶座，但總覺得權力不穩的汪精衛一直把胡漢民視為心頭大患，早就想搬去胡漢民這座大山了。

對於蔣介石來說，在他的仕途上有三座大山：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只要任何一個人存在，蔣介石就不能爬上權力的頂峰，三人中間，胡漢民最弱，汪精衛略高一籌，廖仲愷實力最強，現廖已去世，去掉了最強者，蔣介石初步的奪權部署就是明裡坐山觀虎鬥，暗裡先聯汪壓胡，再逐個清理自己的奪權障礙。

蔣介石在處理廖案過程中，十分賣力。

經過“廖案檢察委員會”的追查認定，策劃殺害廖仲愷的的確是國民黨內一批極右勢力，具體策劃者為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朱草文、林直勉和粵軍軍官魏邦平、梁鴻銘、楊金龍、梅光培等人，粵軍旅長兼民團司令朱草文便是兇犯。因廖仲愷在孫中山逝世後，繼續堅持孫中山親自制定的三大政策，堅決反對右派勢力任何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他相信中###人，與他們並肩作戰，發動工農群眾，攪亂了廣州的“舊世界”，一批極右勢力視他為“眼中釘”，非要置他於死地。當然這夥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推倒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而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因為管轄範圍有限，大敵當前，具體政務不多，最主要的莫過於兩項：一是保證財政收入，維持國府運轉；二是保證軍事作戰的勝利。極右勢力認為殺了主持財政政務的廖仲愷就斷了國民政府的“命脈”，能使之徹底垮臺。在他們的暗殺名單上不只廖仲愷，還有汪精衛、鮑羅廷、譚平山、蔣介石、陳延年、周恩來等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領導者。這個結論成為汪精衛、蔣介石懲治胡漢民的理由。同樣，因為嫌疑犯中有多名粵軍軍官，所以身為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3人成員之一的粵軍主持人許崇智也就很快被累及。

8月25日，涉案者第4軍副軍長梁鴻銘等一些粵軍軍官被捕。梁被關押在長洲要塞炮臺下的地道里，熊克武、湯子模被送到虎門，張國楨、楊金龍、梁士峰等被捕後不久被槍決，李基鴻、關霽、胡清瑞、林直勉等被投入監獄。一批粵軍部隊被解除武裝。

9月20日，不知是真是假，蔣介石稱接到秘密情報，說許崇智將乘廣州至九龍的列車去香港。蔣介石立即下令軍校入伍生總隊長陳復帶領300入伍生，趕往列車必經的石龍車站。他們急行軍到車站，等到深夜12點，也未見許崇智的影子。此時蔣介石突然來電話，通知陳復說許崇智已在粵軍總司令部被拘留。許崇智昔日有恩於蔣介石，蔣介石當年初到粵軍時曾得到許崇智的關照，所以蔣對這位舊長官較為客氣，在見面時依舊以當年部下對長官的禮貌對待許，勸說其離開廣州去上海“休息”，財產可以全部帶走，並送上2萬元旅費，待廣州平穩後再回來。最後許崇智在陳銘樞的“照顧”下上了赴上海的輪船。隨後，在蔣介石的策劃下，粵軍進行全面改組，第4軍由李濟深指揮。搬掉掌握粵軍部隊的許崇智，阻礙蔣介石在廣州城內獨攬軍事大權的最大的地方實力派被清除，蔣的個人勢力和地位鞏固了，前景一片光明。

蔣介石對付胡漢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治胡過重不符合“黨義”，因為胡漢民畢竟是黨國重臣，又無確鑿的涉案證據；不治胡則無法奪取權力，所以蔣介石對胡漢民，只要其放棄權力、讓出位子，離開廣州即達到目的。此時的胡漢民，因為親堂弟成為謀殺廖仲愷的主犯之一，也深知難逃干係，擔驚受怕、寢食不安。一天晚間，他聽到有人敲門，頓時嚇得光著腳由後門溜出，逃到附近的汪精衛家。汪精衛假惺惺地把胡安頓好後，立即通知蔣介石，蔣立即派人趕來把胡漢民押往黃埔軍校軟禁起來。在民國曆史上，有蔣介石“二禁胡漢民”之說，這次是胡漢民第一次被蔣介石軟禁。9月15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報告說，胡漢民與廖案無關，但他接著提議請胡漢民作為中國國民黨赴國外代表，出國考察兼發展國民黨與外國政黨的關係。汪的舉動，實是逼胡出國。列席會議的蔣介石立即舉手表示贊同。不幾天，在鮑羅廷、汪精衛的親自安排下，胡漢民由秘書李文範、朱和中及女兒胡木蘭陪同，登上去蘇聯海參崴的蘇聯輪船，旅途中他寫了“雅子李衣上遠航，送行無賴是秋光；看雲遮處山仍好，待月半時秋漸涼”的詩句，以抒發心中的鬱悶之情。

趕走胡漢民（3）

廖仲愷被刺案，成為汪精衛擴權固權的機會，汪精衛成為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汪精衛把國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