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然地說：“我們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勝防的。現在中國人很好過嗎？我自問無負於黨，無負於國，無負於人，倘要暗殺，只好由他吧。革命黨人說到犧牲，原是不成問題的。”他為國民革命，早已置生死於不顧了。

廖仲愷被刺的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為應付廖仲愷被刺後的緊急局面，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特別委員會，指揮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負責穩定政局和查清案件。

25日，國民政府又決定組成由朱培德任主席，陳樹人、甘乃光、周恩來、嶽森、吳鐵城、陳李木、李福林、陳公博等8人任委員的“廖案檢察委員會”，具體負責查辦此案。

此事到底為誰所為最後也沒有查清，因為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弄清事情真相實屬不易。在廣州城中的中共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等人表示：共產黨人認為廖仲愷被害是國民黨右派有計劃的陰謀，是兩黨合作的一個重大損失。周恩來在廖仲愷被害的當天即趕到醫院探望，並發表了《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強烈譴責反革命勢力和國民黨右派的卑鄙行為。

時任黃埔軍校第3團黨代表的包惠僧在回憶錄中說：案發當天他在中央黨部大樓遇見胡漢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並問黃埔軍校入伍生情況，我看他的面色從不自然中流露出慚愧的樣子，我也很勉強地答應了他的幾句話就走開了。我當時想，這個傢伙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廣州衛戌司令，就馬上把他逮捕起來，還怕不水落石出嗎？”

當然，這是包惠僧的個人觀點。但不管胡漢民是否涉及案件，胡已成為案件的中心人物，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國民黨內經過新一輪的權力調整，如何處理和認定案件已成為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的鬥爭。

孫中山逝世，國民革命頓失中樞，在國民黨內即形成三大派系，右派為胡漢民、張繼、鄒魯、謝持、許崇智等人；中派為蔣介石及手下一批將領如何應欽等人；左派為廖仲愷、孫科、汪精衛、徐謙等人。三派之間一直在明爭暗鬥，廖案發生後，中派保持中立，左派和右派，汪精衛、胡漢民之間，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勢。

要論胡、汪兩人關係之親密，在國民黨上層還不多見。兩人是同鄉、同學，一同去日本留學，一同投入革命黨人活動之中，這之後二人一起在革命黨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在國民黨改組開始後，胡、汪與廖仲愷等人一起被孫中山指定為改組具體執行人。在對待國共合作問題上，汪先是反對，但很快轉為左派；胡先是中立，但很快轉為右派。在國民黨“一大”上，胡、汪當選為第一、二號中央執行委員，由孫中山的助手而正式成為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大權在握，兩人的協作也到了結束的時候。

打破這一平衡的是孫中山。孫中山北上後任命胡為代理大元帥主持全面工作，這對權欲極強的汪來說無疑是一大刺激。孫中山逝世，代理大元帥自然成為接班人，汪難於服氣。二人相比，從理論上說，胡要強於汪，胡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和五權分立的思想有獨到的研究；從實踐上說，胡要多於汪，20多年來，胡一直在孫中山身邊，協助處理黨政軍務；從品德上說，胡要好於汪，胡正經認真，敢於直言，汪則表裡不一，心術不正；從性格上講，胡不同於汪，胡死板，汪活潑，胡穩重，汪輕浮；從外表上看，胡文質彬彬，弱不禁風，汪則風度翩翩，神采飛揚；從駕馭權力所需要的權術、魄力、風度上說，胡不如汪，汪有餘胡則不足……汪以政治上的善變，表現出奇特的適應性。孫中山逝世後，汪急忙趕回廣州，使出渾身解數在各種公開場合極力表明自己從來都是三大政策的堅定擁護者和執行者，是國民黨內關於國共合作的先知先覺者。他的進步面目、革命假相，居然瞞過了革命陣營內部的各界人士，包括蘇聯顧問和中共的領袖們。在組織國民政府時，人們把選擇的焦點自然集中在汪的身上，於是他以左派面目出任國府常委、國府主席，又兼國民黨軍委主席，42歲的汪可謂顯赫一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而原為代理大元帥的胡漢民則以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份兼國府常委、外交部長，第一個回合汪精衛佔上風。但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趕走胡漢民（2）

胡漢民對被奪權降職一事本未鳴冤叫屈，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反擊。廖仲愷被害，胡漢民本人並沒有涉案，從爭權奪利的角度出發，他也不會去謀刺廖仲愷，因為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還沒威脅到胡漢民，如果真要刺殺，他應該去謀刺汪精衛，因為汪才是他的挑戰者。